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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丘比丘宪章》择要 １９３３年现代建筑国际会议（简称ＣＩＡＭ）通过了一项文件，即后来著名的《雅典宪章》。 １９７７年１２月，一些城市规划设计师聚集于利马（ＬＩＭＡ），以《雅典宪章》为出发点进行了讨论，讨论时四种语言并用，提出了包含有若干要求和宣言的《马丘比丘宪章》 １９３３年的《雅典宪章》仍然是这个时代的一项基本文件；它可以提高改进但不是要放弃它。《雅典宪章》提出的许多原理到今天还是有效的，它证明了建筑与规划的现代运动的生命力和连续性。 雅典代表的是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学说中的理性主义 马丘比丘代表的却都是理性派所没有包括的，单凭逻辑所不能分类的种种一切。 城市化过程正在席卷世界各地，已经刻不容缓地要求我们更有效地使用现有人力和自然资源 规划必须在不断发展的城市化过程中反映出城市与其周围区域之间基本的动态的统一性，并且要明确邻里与邻里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以及其它城市结构单元之间的功能关系。 规划过程包括经济计划、城市规划、城市设计和建筑设计 城市规划必须建立在各专业设计人、城市居民以及公众和政治领导人之间的系统不断的互相协作配合的基础上。 宏观经济计划与实际的城市发展规划之间的普遍脱节 国家和区域一级的经济决策很少直接考虑到城市建设的优先地位和城市问题的解决以及一般经济政策和城市发展规划之间的功能联系。结果系统的规划与建筑设计的潜在效益往往不能有利于大多数人民。 城市的混乱发展有两种基本型式： 较为富裕的居民都向郊区迁移。而迁到市中心区的新来户以及留在那里的老户缺乏支持城市结构和公共服务设施的能力。 大批农村住户向城市迁移，大家都挤在城市边缘，既无公共服务设施又无市政工程设施。 为了追求分区清楚却牺牲了城市的有机构成。城市里建筑物成了孤立的单元，否认了人类的活动要求流动的、连续的空间这一事实。 不应当把城市当作一系列的组成部分拼在一起来考虑，而必须努力去创造一个综合的，多功能的环境。 人的相互作用与交往是城市存在的基本根据。同样重要的目标是要争取获得生活的基本质量以及与自然环境的协调。 公共交通是城市发展规划和城市增长的基本要素。城区交通的政策显然应当是使私人汽车从属于公共运输系统的发展。 城市的个性和特性取决于城市的体型结构和社会特征。因此不仅要保存和维护好城市的历史遗址和古迹，而且还要继承一般的文化传统。一切有价值的说明社会和民族特性的文物必须保护起来。保护、恢复和重新使用现有历史遗址和古建筑必须同城市建设过程结合起来，以保证这些文物具有经济意义并继续具有生命力。 空前的工业技术发展，技术惊人地影响着我们的城市以及城市规划和建筑的实践。 由于技术发展的冲击，结果是出现了依赖人工气候与照明的建筑环境。这样做法对于某些特殊问题是可以的，但建筑设计应当是在自然条件下创造适合功能要求的空间与环境的过程。 应当清楚地了解，技术是手段并不是目的 为了要与自然环境，现有资源和形式特征相适应，每一特定城市与区域应当制定合适的标准和开发方针。这样做可以防止照搬照抄来自不同条件和不同文化的解决方案。 近代建筑的主要问题已不再是纯体积的视觉表演而是创始人们能生活的空间。要强调的已不再是外壳而是内容，不再是孤立的建筑，不管它有多美、多讲究，而是城市组织结构的连续性。 　空间连续性是弗兰克，劳埃德，赖特的重大贡献，建筑，城市，园林绿化的再统一是城乡统一的结果。 新的城市化概念追求的是建成环境的连续性，意即每一座建筑物不再是孤立的，而是一个连续统一体中的一个单元而已，它需要同其它单元进行对话，从而完整其自身的形象。 形象持续的原则（就是说，本身形象的完整性有待与其它建筑联系起来相辅而完成）并不是新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派大师发现了这一原则，由米开朗其罗发扬光大，不过在我们时代，这不仅仅是一条视觉原则，而且更根本是一条社会原则。近几十年来，音乐和造型艺术领域内的经验证明艺术家现在不再创造一个完整的作品。他们在创作过程中往往只进行到创作的四分之三的地方就中止了，这样使观众不再是艺术品的消极的旁观者，而是多价信息（Polyvalent message）中的积极参与者。 只有当一个建筑设计能与人民的习惯，风格自然地融合在一起的时候，这个建筑设计才能对文化产生最大的影响。 古代秘鲁的农业梯田受到全世界的赞赏，是由于它的尺度和宏伟，也由于它明显地表现出对自然环境的尊重。它那外表的和精神的表现形式是一座对生活的不可磨灭的纪念碑，在同样的思想鼓舞下，我们纯朴的提出这份宪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