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协商和“国家主导” 下的劳动关系治理.doc

社会学研究 集体协商与“国家主导”下的 劳动关系治理? ——指标管理的策略与实践 吴清军 提要：中国集体协商依靠“国家主导”模式，走出了一条完全不同于欧 美国家的道路。国家推动集体协商的目的并非要真正推动劳资博弈，而是要 把劳资双方都纳入到法律制度框架之内，使劳资双方行为能够法制化和契约 化。但是，国家规范劳资关系并非简单控制，而是通过指标管理实现对基层 产业秩序的治理。所以，指标管理成为国家推动集体协商制度建设的核心策 略，地方政府和工会围绕考核指标，调用各种资源来提高集体合同数量。在 实践工作中，地方政府“第三方”的角色发生了转变，同时工会“代理政府” 的角色也得以强化，集体协商的本质已从劳资博弈转变成党政联合工会与资 方的讨价还价行为。 关键词：集体协商 集体合同 集体谈判 工会  自 20 世纪 20 年代以来，集体谈判制度作为调整劳动关系的核心 制度，在欧美国家得以确立，并在此后的几十年中得到了充分发展。 但在 20 世纪 80 年代之后，由于产业结构调整、工人组织力量衰落以 及工会密度下降，欧美国家的集体谈判呈现整体衰落和分散化的趋 势，集体合同的覆盖面越来越小，同时谈判的层级也越来越低（Kochan, 1980; Kochan et al., 1986； Katz et al., 2004）。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 自 1994 年以来，中国集体协商却在“国家主导”模式下走出了一条 完全不同的道路，集体合同签订率和覆盖率都呈现持续上升的趋势。 全国总工会公布的数据显示，2010 年，全国签订集体合同数达 140.7 万份，覆盖企业 243.8 万个，覆盖职工数甚至高达 18465.1 万（中华 全国总工会研究室，2011）。 如果仅从全国总工会公布的数据来判断，中国的集体协商制度得 到了巨大的发展。但是在实践工作中，“不愿谈”、“不敢谈”、“不会 谈”的现象仍然非常普遍，这已成为政府、学界甚至是工会所公认的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劳动合同法与企业劳动关系的行业比较研究”（10CSH017）阶 段性研究成果之一。感谢全国总工会关彬枫先生和首都经贸大学罗荣波???资料收集中的大力帮 助，同时感谢常凯教授、许晓军教授以及本刊匿名审稿人给出的宝贵意见。文责自负。 1 社会学研究 事实（常凯，2009；程延园，2004a、2011；徐小洪，2004；等）。那 么，在“国家主导”模式下，集体合同数量与覆盖率是如何统计出来 的？统计结果与实际情况为何出现如此大的反差？中国选择了一种 怎样的集体协商模式？又是什么力量推动了这种模式的形成与运 行？这些问题都亟待学界给出学术性的分析和解释。本文将结合 H 省 的集体协商工作情况，对以上问题进行尝试性阐述与分析。 一、集体谈判与“国家主导”的集体协商模式 “集体谈判”（collective bargaining）一词要追溯到一个多世纪之 前韦伯夫妇（Sidney Webb and Beatrice Webb）的著作，他们在 1891 年有关劳工合作运动的研究中首次提出了这一概念。但在这一研究 中，他们并没有对集体谈判的概念进行明确界定，仅把它看成是工会 和 雇 主 或 雇 主 组 织 之 间 形 成 的 一 种 制 度 化 谈 判 关 系 （ Hyman, 2004/2001：11）。在 1897 年的《产业民主》（Industrial Democravy） 中，韦伯夫妇对集体谈判进行了更为深入的分析（Webbs，1914）。① 在 著作第二部分阐述工会职能时，韦伯夫妇认为工会需要推动八大“共 同规范”（the common rule）来维护会员的生活标准和工作条件，即： 工资基准利率、标准工作时间、劳动安全与卫生、新劳动进度、新技 术、工作稳定性、参加工会的权利和组织工会的权利。同时，八种“共 同规范”可以通过三种途径来加以实现，分别是：互助保险、集体谈 判和立法（Webbs，1914：150－276）。在此他们解释到，集体谈判是 工会为维持和提高会员生活水平的手段之一。工会的集体谈判与个体 的市场谈判之间是存在巨大差别的，个体的市场谈判缺乏关于工作以 及劳动力价格等信息的交流，谈判的结果只会引发工人之间恶性竞 争，从而降低了工人的工资水平；但是工会可以作为工人的集体力量 向雇主要价，从而可以提高工人工资和改善劳动条件。所以，集体谈 判最大的优势不仅在于可以在企业、地区以及国家层面上避免工人之 间的恶性竞争，而且还可以保护个体工人的权益不受雇主侵害（David， 2008：539-542）。  ①  集体谈判的概念虽然最早出现在韦伯夫妇的著作中，但集体谈判的实践在英国和美国早就存在 了。自 19 世纪 50 年代以来，在英国和美国，仲裁（arb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