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管理哲学思想的研究.pdf

摘 要 战国晚期的荀子既是一位哲学家，又是一位管理思想家，他作为 先秦时期的最后一个大儒，面临着战国晚期的天下大乱的局面，促使 他对管理问题进行了哲学性的思考，在他的管理哲学中既有天人论、 人性论的雅观，又有明分论和礼法论的俗解，从而使他的管理哲学体 系更加完善。本文写作思路则是沿着他的哲学观点，如天人关系论、 人性论、明分论，来探讨管理的主体、管理的本质、管理的手段、管 理的终极价值等问题。而这些问题的解决正是中国哲学“顺天应人” 观念的重要体现。 他的“明于天人之人”和“制天命而用之”的天人关系论突破了 “天命论”的枷锁，使人成为管理的主体；他的天人关系有两个方向 的联系。一个是由上而下的，即天对人的干预，荀子把它给断开了， 否定人命天定的宿命论，这是天人之分；另一个是由下而上的，即人 对天的主动性效仿，这是一个道德和治理结构的问题。道德问题是“天 地之大德日生”，就是说天地的最高德行使人获得生的权利，而不是 给他们带来伤害，因此人道在道德层次上讲，必须通于天道。同时天 尊地卑在启示人们合理有序的治理结构一定是贵贱有等、尊卑有序的 等级结构，而不是绝对的平均和划一。他的“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 的人性论标新立异，使管理在哲学层面上获得了存在理由。荀子显然 跳出了孟子的束缚，站在社会的角度去讨论的人之善恶的问题，“凡 古今天下之所谓善者，正理平治也；所谓恶者，偏险悖乱也。是善恶 之分也己”。善，就是正理平治；恶，就是偏险悖乱。这个界定对于 解开荀子人性论中“恶”的问题十分关键。这是一个伟大的转变，从 个人道德修养之善向正理平治之善的转变在根本意义上为他的礼法 论提供了存在的空间。从管理的角度来讲，把人性假定为“恶’’是一 个合理的认定，诚如苟子所言，如果人之性都是善的，人在本质上就 可以内在性的归于“群居和一”的秩序，那何须圣王礼义之治?综观 人类历史的发展历程，性善的假设只能是一种理想的道德主义，其对 社会的治理是害大于弊的。而性恶的假定，可以导致“师法之化，礼 义之道，然后出于辞让，合于文理，而归于治。显然通过圣人之道， 师法之化的功用，使社会之人出于辞让，合于文理，而归于治则很大 程度上契合了历史的发展规律。 他的“群居和一的群观念，为管理设定了终极价值目标；“人 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 “争则乱，乱则穷”，荀子以性恶论为基础，论证了人的群形态生活 就必须有对自我管理的需要，因为如果生活在群体之中，就必然会面 对人性之恶与人不能脱离群而存在之间的矛盾，对这种矛盾的调和， 就是人对自己立法，从而使管理得以产生；人虽然群居但是如果没有 一定的行为规则，来调节人的共同生活，就会引起人的纷争，导致生 活秩序的混乱，乱则不能形成合力，减弱人的生存能力，就不能胜物， 也就失去了群居的可能性，正如康德所说：“人要为自己立法”，在 荀子看来这个人为自己立的法就是：礼和法。通过礼法的调节，从而 实现人的“和一”。“礼法”与“和一”是有对称关系的，人通过礼 的教化，建立是非观念，使尊卑贵贱各有其等，既能够实现人与人之 间的和，同时也会实现人自身的身心之和；通过法的强制作用，赏善 罚恶，维持一个统一的组织结构，从而实现人的和一。 他的明分论和礼法论为实现管理目的提供了合乎天人的管理方 法论。苟子论明，综合了儒道两家的精髓，他的明就是能够体认天道。 明就是不为物役而重己役物，明就是维护“谲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 的等级制度，明就是言行合礼、是非不阿。明就是不蔽于天人。荀子 之明还有维护因德因能而分的等级制度和善分是非的涵义。这是明较 低层次的内容，也是实践性最强的部分，其主要在于“以礼分施，均 遍而不偏”，“隆礼重法”，“赏贤使能”，“节用裕民”四个方面。 他的礼法关系论主张：“隆礼重法则国有常”，“治之经，礼与刑”。 荀子显然突破了礼法对立的传统观念，看到了礼法在管理中的地位和 作用，“法不能独立，类不能自行”二者必须互为补充。但是荀子作 为儒家的大师，必然把礼置于更重要的地位。他说：“人之命在天， 国之命在礼”、“礼者，治辩之极也，强固之本也，威行之道也”等等， 礼固然重要，但礼是靠什么来维持的?按照传统儒家的观点，礼是靠 内在的道德信念维持的，在孔子为“仁”，在孟子为先天的良知良能。 孔孟己善而人必善，是建立在人之性善的基础上的，按照这种方式管 理国家可能会带来很大的问题，荀子认识到正人先正己的观念是单向 的，不是双向的，己不正则人必不正，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