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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文化史 对外文化交流编(二)论文,综合论文论文,论文 唐文化史 对外文化交流编（二） 第二章 海路交通与唐朝对外文化交流 唐朝是陆路对外交通发展的鼎盛时期，也是海路交通得到长足进步，并取代陆路交通在对外交往中的地位的时代。由于唐朝对海外的影响，在宋代时，东南海外诸国在与宋朝廷的交往中，甚至将宋朝管辖下的中国地区称之为“唐” 。历宋、元至明，在海外，尤其是在东南亚各地，一直将中国或与中国有关的物事称之为“唐”。不仅以“唐”作为“中国”之地的代称 ，而且称中国人为“唐人” ，中国姓氏为“唐姓” ，中国衣饰为“唐衣” ，中国商船为“唐舶”或“唐船” ，而从舶上转贩得到的中国货物则被称为“唐货” 。最可值得注意的是，现代习称的“汉语”，也被宋代海外诸国目之为“唐语” 。中国人留居海外一年不还，称之为“住蕃”；而外国人在中国逾年不归，则称为“住唐” 。沿袭至今，有些流寓海外的华人仍然自称为“唐人”，华人在海外都市中的聚居地被称为“唐人街”，而华侨则将祖国称之为“唐山”。历时千载，绵绵不绝。唐朝在海外的影响于此可见一斑，而这种影响是与唐朝发达的海路对外交通是分不开的。 第一节 海路交通的发展和繁荣 唐朝海路对外交往的发展，首先表现在海上交通路线的开辟与利用。在唐代，取道南海前往西方的人数和航海路线都有所增加，直航能力也有所加强，形成了南海交通发展和繁荣的局面，并表现出了取代陆路交通地位的趋势。较之前代，唐朝人对非洲的了解更加全面和准确。与此同时，唐朝通过黄海和东海海域与朝鲜半岛和日本的交通也得到了较大的发展，为东亚汉文化圈的形成提供了良好的交通条件。 1.《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与南海交通的发展 在人类社会的早期，茫茫大海限制了不同地区间的相互交往和了解，人们充满了探究大海的渴望，但又无法超越浩淼无垠的波涛的阻隔，对海洋彼岸的心驰神往，提供了人类探索大海的恒久动力。早在先秦时代，中华先民就已经掌握了成熟的近海航行技术，广州发现的秦代造船工场遗址，显示了当时海上交通的水平 。《汉书》详细记载了汉代远海航船从徐闻、合浦通往南海诸国的航程[11]，这时中国的航船已能够到达印度东南沿海和斯里兰卡。广州西汉南越王墓（约葬于公元前122年）出土的银盒、金花泡饰、象牙及香料等西亚或南亚的物产[12]，广州横枝岗2061号西汉中期墓出土的中国发现的年代最早的罗马玻璃器等[13]，都证明了秦汉时代海上贸易的存在。 东汉安帝永宁元年(120年)，缅甸掸国国王雍由调遣使者入朝，朝贡使中有精通魔术表演的“海西幻人”，《后汉书》中明确指出“海西即大秦”[14]，而大秦就是汉代对罗马帝国的称呼。这位罗马帝国的魔术师当是由海路至印度、缅甸，然后辗转来到洛阳的。海西幻人的到来，沟通了中国古代与欧洲的交通。广州第4013号东汉前期墓中出土的镂空12面菱形小金珠，就是这一时期从南亚经海路传入的舶来品[15]。三国吴孙权时，遣宣化从事朱应、中郎康泰扬帆出海，游历南海诸国，“所经及传闻，则有百数十国”[16]。归来之后，两人根据见闻分别撰写了《扶南异物传》和《吴时外国传》，加深和丰富了对从中国南海到东南亚，越阿拉伯海，以至红海港口的古代航线的认识。 东晋及南朝，随着佛教的广泛传播和西行求法活动的发展，中国僧人纷纷前往海外，为了解海上交通的进一步提供了更多的资料。最具代表性的是法显和尚前往印度的航海经历。后秦姚兴弘始元年(东晋隆安三年，399年)，法显从长安西出，经沙漠道前往印度求取律藏，经过九死一生，遍游印度各地，最后经瞻波国(今印度比哈尔邦东部)渡海至师子国(今斯里兰卡)，并在义熙七年(411年)借西南季风搭乘商舶东返故国。与以往不同的是，法显撰写的行记完整地保留了下来，详细记录了当时航海的技能、利用的技术手段、南海航线各段航程的距离及所需的时间、沿途水文气象等等，为了解四五世纪的海路交通提供了珍贵的资料[17]。1984年，在广东省遂溪县边湾村发现了一批南朝窖藏金银器。银器中有一件十二瓣状的“萨珊式银碗”，口沿微侈，沿口沿刻有在粟特和花剌子模地区使用的阿拉美文字（Aramaic characters）铭文。除了萨珊式银器外，在这批窖藏中还发现了20枚萨珊银币，其中沙布尔三世（Shapur Ⅲ，公元383-388年）3枚，伊嗣俟二世（Yazdegerd Ⅱ，公元438-457年）5枚，卑路斯（Peroz，公元459-484年）A型1枚，卑路斯B型11枚。窖藏发现地不远处即为西溪河入海处，这批器物提供了5世纪时波斯商舶来往于南中国海的证据[18]。 隋朝统一之后，炀帝派遣众多使臣出使异域，大业三年（607年），屯田主事常骏、虞部主事王君政等人应朝廷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