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牛河梁遗址看红山文化的社会变革（12月底考古所论文集用）》.doc

从牛河梁遗址 看红山文化的社会变革 郭大顺 20世纪80年代中期辽宁省西部山区红山文化坛庙冢和以龙形玉为代表的玉器群的考古新发现，掀起了一场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的大讨论。在这场讨论中，苏秉琦先生以红山文化的这些考古新发现为主要依据之一，提出了古文化古城古国和中国文明起源的“三部曲” （古国—方国—帝国）和“三模式”（原生型、次生型、续生型）的观点，以为红山文化为“原生型”“古国”。这一系统论述，特别是“古国”的概念，已引起史学界以致历史教育界的关注1。从牛河梁遗址所见红山文化的社会变革，十分有助于对苏先生关于“古国”概念的理解。这里分五个方面加以论述。 一．积石冢所具有的“群体间极强的独立性”为主的社会分层 红山文化墓地已发掘5处，其中有4处可明确定为积石冢性质，即牛河梁、胡头沟、四家子、白音长汉2，可知，积石冢是红山文化墓葬的主要形制。这四处积石冢中，又以牛河梁遗址的积石冢群规模最大，发掘材料最为丰富，也最具典型性。 牛河梁遗址已发掘的积石冢为第二、三、五、十六等四个地点，这4处积石冢都各自选择在一个独立的山冈之上（图1），有单冢，也有为冢群，如第三、十六地点为单冢，第二、五地点分别为四冢一坛和双冢一坛组成的冢群。每个冢内有的只一座大墓，如第五地点1号冢；有以一座大墓为中心附以小型墓，如第二地点2号冢和第三地点；有为多墓分行排列，如第二地点1号冢。墓上封土积石并砌筑整齐的冢界（图2）3。 以上红山文化积石冢布局和结构的一个显著特点是，由于每个冢或冢群都各自处于一个独立的山冈之上，每个冢又都砌出明确的冢界，这就使每个有积石冢的山冈、每个山冈上的各个冢之间，都自成独立单元。同时，由于中心大墓的确立，冢与冢、墓与墓之间的主次关系也很分明，与同时期其它史前文化常见的墓群相比，后者虽也有大小墓之分和大墓相对集中的情况，但都在同一墓区，连成一片，很难找到明确的分界，而红山文化积石冢的单元分化则至为明确，这就为探讨当时的社会结构，提供了既较为完整成系统又更为直接的资料。 根据牛河梁积石冢的初步分期结果，已发掘的这四个地点和其他地点的积石冢，都是大约同时形成并经过了相近的时间变迁的，故每个山冈上的积石冢或积石冢群，都为同时并存的独立单元4。有已注意到这种现象，并同部落、氏族、家族相对应5。其实这种已有很明确单元界限并具有严格的层次性的埋葬形式，除多冢共处一地，多墓共处一冢尚具有氏族公共墓地的一些基本特征以外，其单元分化至为明确的基本形态，早已超越了以血缘纽带维系的那种氏族公共墓地的形式，而是表现为一种全新的社会组织形态。有群冢的单元，每个冢又自成单元，各个冢之间以石墙为各自的界限，独立性很强，而每个冢内各墓又分行排列，各单元之间、不同的行之间和诸墓葬间都显示出较多差别。如果以每个山冈的积石冢或积石冢群代表一个基本单元，有群冢的每个山冈上的各个冢是基本单元下的次单元，每个冢内各行代表次单元中更小的单元，再将冈间远近大小所表现的亲疏也考虑在内，如第二地点与第三地点之间，相距甚近而规模规格悬殊所表现出的可能具有主附关系的冢群，那么，红山文化的单元分化已表现出一种依次分层的“金字塔式”结构。而每座山冈上冢的多少，各个积石冢之间规模的大小，可能就是各个单元集团的大小、强盛，每个集团内部组合、兴衰过程的反映。这是红山文化积石冢反映社会结构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牛河梁积石冢所表现的单元分化，在红山文化聚落分布中也有相应的反映，这主要是指内蒙古敖汉旗境内调查的红山文化遗址的分布情况6。 敖汉旗境内调查的502处红山文化遗址，有依丘陵之间的河流为纽带分组群分布，全旗6条较大的河流，将红山文化遗址分出6个组群，即大凌河支流组、牤牛河组、教来河组、孟克河组、蚌河组和老哈河组。每组又可依其群体组合情况分出近百群聚落，每群的遗址点数量，一般在3～ 二．以中心大墓为特征的积石冢体现“一人独尊”为主的等级分化 红山文化积石冢所能表现的社会组织结构的变革，除社会单元之间的显明分化外，反映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有更为重要的内容，那就是以大墓为中心所表现出的以“一人独尊”观念为主的等级制。 以牛河梁的积石冢为例，可以按墓葬之间的差别明显地分为五个等级，即中心大墓、台阶式墓、甲类石棺墓、乙类石棺墓和附属墓 中心大墓当然是冢中最高等级的墓葬。这类墓有大型土圹，如第五地点1号冢的中心墓土圹每边接近4米。而且墓壁都起2～31号冢1号墓为7件，第十六地点2号墓为9件，胡头沟1号墓为10件。这类墓中玉器组合可看出的规律性现象，一是多随葬有红山文化玉器中最具代表性的马蹄状玉箍、勾云形玉佩和动物形玉器（例如龟、鸟）；二是这类玉器常成对成组出现，如牛河梁第五地点1号冢1号墓的双璧和双龟，胡头沟1号墓的双龟和双鴞。同时，中心墓之间也有差别，如牛河梁第三地点的中心墓第7号墓为较大的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