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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青年科学家吐露心声 费文绪/编译 新年之际，《自然》杂志“职业生涯”版面助理编辑莫妮亚·贝克（Monya Baker）采访了12位知名度颇高的40岁以下的年轻科学家，询问他们的新年计划以及他们对科学未来的希望。 找到科学前沿 奥斯卡·费尔南德斯-卡佩蒂略(Oscar Fernández-Capetillo)，40岁，想找到是什么导致了一种与癌症和衰老有关的DNA损伤类型。他是西班牙国家癌症研究中心一个科研团队的负责人，去年从一场严重的摩托车事故中死里逃生。他还发现了一种找到能帮助抵制癌症化疗的基因的简便方法。 我的新年决心是减少旅行。我已经受够了在美丽城市只逗留一晚的旅行，每次我只能透过出租车玻璃匆匆瞥一眼。我希望有时间研究有机化学——我未来的人生似乎会与药物研发联系在一起，我想理解我的化学同事们的语言。我从亚马逊网站上买了很多书，它们都摆在我的书桌上等着我开卷阅读，但是首先我得减少旅行。 正常哺乳动物细胞的每个基因都有两份拷贝，所以即使你的一份基因拷贝发生变异，你还有另外一份拷贝，基因功能筛选的效率因此严重降低。现在，我们可以筛选那些停留在单倍体、每个基因只包含一份拷贝的哺乳动物细胞系。这对我们来说就像是一个飞跃。我们正在寻找抵制抗癌药物的途径，并试图了解DNA修复基因是如何工作的。既然我们已经拥有这些筛选平台，我很高兴检验任何跃入脑海的想法。 我的个人希望是会发生我今天预测不到的惊奇的事情，能让我的大脑再忙上五六年。如果我现在就能告诉你我未来五年将会做什么，那该多么乏味啊。 我对科学的希望是我们能进化一点点，不是通过论文来认可科学家，而是认同科学家个体本身。欧洲的科学体系官僚主义严重——他们想让你告诉他们你在未来五年的每一步研究计划：“我打算建造一座桥梁，到2016年我会建好第一堵墙。”如果你知道你将去往何处，那就不是科学研究了。前沿科学意味着你是迷路的，你正在探索中，我不知道在道路的另一头你会得到什么。 在实验室也是如此，我希望自己周围的同事在谈论科学的时候，提出的问题是这样开头的“为什么你不去尝试某事”，而不是“为什么你做了某事”。具有破坏性人格的人要加强对你的实验的控制也没有关系，只有建设性的人们才会推动世界前进。 热爱知识 去年，清华大学37岁的结构生物学家颜宁教授利用晶体学技术破解了一种葡萄糖转运蛋白的分子结构，这种蛋白能为细胞转运葡萄糖，从而为细胞提供必不可少的能源，此前科学家们对这种葡萄糖转运蛋白已经研究了40多年。 我想去更多的地方。我希望和父母一起旅行，带他们去看看世界。花甲之年正是领略世界的好时候，他们不需要担心经济问题，身体又足够强壮。明年我会去新西兰和澳大利亚，我是《指环王》和《霍比特人》的忠实粉丝。 我们正处在结构生物学最好也是最坏的时代。我们结晶分子并用X射线的衍射图谱来揭示它们的结构，而技术进步使冷冻电镜（cryo-EM）经历了一场革命。以往用结晶技术可能需要10年才能完成的困难项目，冷冻电镜只需要半年就能解决。那么剩下那9年我们要做些什么呢？我对下一步的工作就有这样的焦虑。我可能需要重组实验室，扩大实验室的专业领域，或者干脆休假好了。 大家一直在谈论着转化研究，但是，回顾过去，科学革命总是出自于基础研究。我不希望人们问我“你的研究能救命吗”，让人类获益是我们的一个宗旨，但基础研究实际上是在探索自然，了解自然是一件很酷的事情。 总的来说，我希望日后人们可以不用再担心经费问题。从项目负责人到研究生，每个人都在抱怨经费不足，我对此感到非常遗憾。中国的科研经费投入情况有所好转，我很高兴人们开始意识到经济增长将依赖于科技。 摘取高悬的果实 斯坦福大学33岁的材料科学家耶恩·迪奥纳（Jen Dionne）开发了一种技术，能使光与纳米尺度材料的相互作用可视化。去年，她产下了第一个孩子，并荣获美国青年科学家和工程师总统奖。 生孩子会改变你的视角——你会希望自己的研究进展能真正使下一代人生活的世界变得更加美好。 作为一个新妈妈，我需要制定打破工作-生活平衡的替代策略。我希望新生儿施加给我的日程结构将会让我在大学的实验室工作时更多产，当我的孩子睡觉的时候，我能更好地完成论文写作任务。当你只有几个小时的时间写论文或项目申请书的时候，快速集中注意力是关键。 当我还是孩子的时候，我记得看到过蓝色大闪蝶的彩虹色翅膀，知道了它们的颜色不是用颜料涂的，而是由于光与透明材料显微结构的相互作用。这些美丽的自然界标本很可能驱动了我对工程材料与光线相互作用的精确方式的兴趣。明年，我渴望用实验证明光子只向一个方向运动的纳米结构材料。现在的设备——从手机到超级计算机，都依赖于电子元件，部分原因是因为使用电子元件能容易地让电子向一个方向运动。用光学元件取代电子元件能让技术更智能、更小巧、更高效节能。 我对科学界的希望是正在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