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自由到垄断：中国货币经济变迁(上)》.pdfVIP

: ( ) 从自由到垄断中国货币经济变迁上 朱嘉明 货币经济是一种依靠货币形态、价格机制、资本市场、信用体系和金融机构的制度性组合， 其中又以货币形态为核心。货币经济的形态和数量的变化导致资本结构和数量的变化、生产 方式的变化，决定着经济周期，影响着人类财富增长和经济发展。 中国货币经济发展的两个阶段 中国货币经济是动态的，有一个从简单到复杂、从封闭到开放的发展过程。解析中国传统货 币经济的特殊性和内在逻辑，牵涉到社会和政治方面的演变。 可以把自先秦到21世纪的中国货币经济史划分为两个阶段：金属货币经济（即传统货币经 济阶段）和以信用货币为主体的现代货币经济。 金属货币阶段又分为以铜钱为主体货币、以白银为主体货币、以白银和铜钱为“复本位”货币 和以银元为法定货币的四个时期。以白银为主体货币时期为例，它始于宋代，经过元朝到明 朝上半叶的衰落，再经过明朝中后半叶的白银化而成为货币经济主体。清朝继续明代的银两 制度，直到民国建立之后的1933年建立“银本位”，前后八百余年。 中国是发明和最早使用纸币的国家，宋代的纸币系统已相当发达，元代和明代的部分时期以 纸币为唯一合法货币。但是，宋、元、明的纸币并不是信用货币，也不是以国家信用为基础、 具有法律意义的纸币（legal tender）。直到1935年，南京国民政府废除实行不足两年的“银 本位”，才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建立具有法律意义的法币体系。如果以1935年作为中国传统 货币经济和现代货币经济的分界，则中国传统货币经济至少有两千年的历史；而现代货币经 济的阶段还很短暂，至今不足八十年。 中国传统货币经济的自由放任精神 亚当·斯密曾说：我相信，世界各国的君主，都是贪婪不公的。他们欺骗臣民，把货币最初 所含金属的真实分量，次第削减。 这个结论可能适用于很多欧洲国家，却不适合中国传统 货币经济。 在中国历史上，货币经济基本上是自组织的，是市场的、社会的，是民间和政府分享货币“铸 造权”的，是藏富于民的。至于资本市场和金融机构，向来是由民间而不是政府控制，国家 只是货币的参与者，国家货币只是庞杂货币中的一种而已，其影响力取决于在货币供给总量 中的占有率，高一些，影响力大；低一些，影响力小。所以，基本上不存在君主对货币权力 的绝对垄断。简言之，货币经济的非国家化是常态。 我们可以认为，中国的传统货币经济充满自由放任精神，最接近“自由放任”（laissez-faire） 的理想。在正史上，明朝万历皇帝颇受诟病，几十年不认真早朝的“罪过”大矣。换个角度， 皇帝缺席，国家照样运行。虽有关心社稷江山的文官系统忠于职守，依然显示出其时社会发 展的自主运行状态。在这个意义上说，传统的中国货币经济是人类货币经济史上的“香格里 拉”。 清朝最后五、六十年的货币经济，被主流史家描写为货币制度纷繁杂乱、落后，逐渐遭到西 方列强控制。但历史的面貌并非如此简单。当时清廷一方面继续奉行“无为而治”的经济思想； 另一方面，朝廷无暇、也无能力管理因为洋务运动引发的现代化浪潮。因而，中国进入自由 经济的黄金时期：国内、国际资本涌入各类产业；经济繁荣，接近古典经济学的完全竞争的 自由经济传统模式。从货币经济的角度考察，我们看到的历史与官方所治的朝代更替史差异 很大。 中国传统货币经济中的交易关系，其本质是民众、商人和官家共同治理，是以产权私有制和 市场经济为基础的。换言之，货币经济、私有产权和商品市场经济的相互依存支撑了中国传 统货币经济的运行，并决定了财富的存在方式、拥有方式和分配方式。所以，中国历史上可 以发生一次又一次的财富重分配，却没有发生经济史家所提出的那种“财富逆转（” Reversal of Fortune）现象。在1500年相对富裕的文明，比如印加、阿兹特克，都被自身的货币财富所 腐蚀，最终消亡。 但中国社会却具有对财富的良好消化能力或自愈能力，这不能不归结于 传统货币经济的贡献。 货币形态多元化、多样化和高度区域化，货币之间竞争的机制，不断向货币体系注入新的生 命力，从而实现货币经济的和谐，这是中国历史的常态。即使朝代更迭频繁，但是新朝通常 接受和延续前朝的货币体系和制度。中国传统货币制度所具有的超常稳定性，成为一种独特 的历史现象。 当然，中国货币制度的稳定并不是绝对的，其变迁始终没有停止。所谓稳定，是变迁中的稳 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