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乃强的西南图景__--__对一位二十世纪前期民族学家的分析.pdf

用’’思想实际上都在主张学术为政治服务，强调“士的“救世精神。2无 论学生时代的农业救国思想，还是回到四川南充后尝试的教育救国和“实 业救国，不管从经济还是文化入手，任乃强的目标都超越了地方社会而指 向“国家”，指向总体的社会秩序。 20世纪20年代末进入西康之后，如何处理西南地区与新的政权国家之 问的关系，成为任乃强构建新的社会秩序所面临的直接问题。远离思想革 命的中心，传统“天下观对世界秩序的想象在任乃强那里重新具有了可 能产生的支配力量。在这种文明观的主导下，任乃强的投注于经济和社会 发展之上的“知识救国思想很快转变为为地方“修志的意图。因为方 志作为地方文明史之一部分，本质上是一种对帝国的朝贡，是用文字的形 式把地方加入到中央文明体系当中。整个20世纪30年代，任乃强的“方志’’ 书写呈现出复杂的“心态。一方面，这种书写基本顺应了国民政府的号 召，试图以帝国体制下“中央朝廷”和“地方郡县的对应情境来体现当 前政治统治合法性，另一方面，“中央与“地方的对应关系在“边疆’’ 这一特殊地带被蒙上明显的“教化色彩，体现为任乃强志书书写中强烈 的“经世致用”特征。可以说，从国家到个人，“天下观”的思维模式被种 种新的思想笼罩起来，但其基本脉络依然清晰可见。在这一背景下，任乃 强眼中国家、民族和文明的图景逐渐展开，这显然不仅仅是任乃强眼中的 西南图景，也是那一代学人眼中的。 进入40年代，当西方近代社会科学随学术机构西迁而大量涌入的时候， 被新文化运动熏陶过并力主以“科学方法面对西康社会的任乃强本来应 ：罗志田，《近代读书人的思想世界与治学取向》， 22——25页。 Ⅱ 当很快接受更为“科学的近代社会学科研究范式，但他显然没有这样做。 一方面，长久以来的“经世情怀使他难以猝然放弃“教化”的理想而仅 仅成为一个纯粹的知识分子——这可能是局限于专业学科体系内所必然出 现的结果，尽管这些学科知识同样可以和政治统治相互结合。另一方面， 从30年代到40年代，支撑康藏研究不断发展的主要力量——由政治局势引 发的社会关注——始终没有改变，这使得对这一地区的研究一直以来具有 十分开阔的视野，对社会的观察有可能从任何视角介入。尽管抗战爆发后， 西方社会科学的概念范畴很快占据了这一领域的主流方向，但这并没有妨 碍康藏研究“博的研究态势，相反，边政学的兴起作为这一态势的学科 化发展，为其合理存在找到了学术依据。在这一方向的引领下，任乃强不 需要将自己的研究完全纳入到近代西方社会科学的学科范畴中——尽管受 其影响是不可避免的，并且这种影响在随后的时间里日渐加重。但总体而 言，在康藏研究从30年代延续下来的“博的研究氛围中，任乃强沿着方 志的书写路径走向史学，他的研究领域从康区扩展到藏区，尝试为藏区重 新书写民族历史。 任乃强的民族史书写延续了他方志的书写心态，其关注的目标在于如 何处理藏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如果说康区的历史可以用“志的书写形 态来表达一种文明的朝贡关系，那么基于以往的文明存在形态和政治统治 形式，藏区的历史书写则必须以“史”的面孔建构，而历史的书写本身就 是文化的纽带。 40年代以来，任乃强的藏史书写建立在追求“信史的目标基础上。 在他看来，“信”，意味着明确和客观，是他重新书写藏史的理由。但实际 III 上，任乃强的明确和客观标准无疑是汉文明中心主义的，他在对“信史” 的追求中加入了大量“度之以理的分析，这一“理的根据也必然是汉 文明视角的。而其目的之所在，是努力将中央政府的王权放置在西藏的教 权之上，避免地方文化对国家造成挑战——这也是他宗教研究的目标。实 。 际上，任乃强所提出的“国家方案一方面强调对“国家的追求，另一 方面也试图成就对地方文化的保全一一他认为不如此不足以稳定当地社 会。这使他的思考形成一种张力，那就是无法确保国家的政治权力能够自 动给地方文化一个发展空间，为了处理这一矛盾，文明“教化”被重新提 出来，用以表达文化的主动性融合。 任乃强的“经世愿望在西康具体展现为一种基于“文明教化’’思想 的“国家”意识，这一意识规制了他前半生的学术研究。但也正因为基于 这种“天下观的文明教化思想，任乃强对民族文化的理解反而更加开放。 也正是由于从根本上倾向于以“教化的眼光来审视不同族群的文化，任 乃强在着重于相“教”的同时，对不同文化之问的互“化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