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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公债学说及演变 从公债产生以来，人们对“政府是否应该举债”，以及“政府举债有害还是有利”等问题进行了长期的争论，从而形成一系列公债理论学说。 第一节 西方公债理论学说及演变 一、最早的国家公债论学说 以重商主义和重农学派的公债学说为代表。 （一）重商主义对公债的认识存在完全对立的观点 1.威廉·配第（政治经济学之父）、梅隆、詹姆士·斯图亚特等人，对公债持积极的肯定； 2.查尔斯·达芬南、大卫·休谟等人，认为公债加重一代人负担，致使国家破产，即“公债亡国论”。 （二）重农学派的公债观 重农学派的领袖法朗斯·魁奈高举反对公债的大旗，认为：“国家非常必要的财富，只能从国民的繁荣中取得，决不应该求之于金融业者的信贷”。 （三）评价 重商主义和重农学派由于处于封建专制社会末期，因此其公债观有一定局限，是公债理论学说的雏形。 二、“古典学派”为代表的正统公债观 18世纪以后，西欧各国进入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古典经济学家一般信奉反对国家干预经济、主张自由竞争、关注经济效益的自由主义哲学思想。 基于此，古典经济学家主张政府应该平衡预算，因此不应该出现财政赤字，更不应该发行用于弥补财政赤字的公债，他们还认为，不断增加的公债将资本从私人生产领域转移到消费性的非生产领域，从而使得日益庞大的公债最终会出现挤出私人投资和减慢经济增长的后果。 当然，古典经济学家并不绝对地反对政府举借公债，在特殊情况下，如战争或其他突发事件，他们也有人被迫同意政府举债。 尽管如此，古典经济学家中反对公债的观点仍占主流地位。 1.古典经济学派的创始人——亚当·斯密的公债观 他引用休谟“公债亡国论”的理论，严厉批评公债的害处： （1）认为政府举债是因为当权者的奢侈和不知节俭； （2）公债助长了战争； （3）公债主要用于非生产性开支，减少现存资本，会导致国家衰弱。意大利各共和国、西班牙、荷兰等国就是明证； （4）举债是预借赋税，加重后代人的负担 。 斯密认为：“只用在战争继续的时间内，举债制度才优于其他制度”。 2.大卫·李嘉图的公债观——李嘉图等价定理 李嘉图等价定理是当代最著名的公债理论之一，也是关于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债经济效应的重要理论分析之一，并且还是引起较大争议的公债理论之一，因而很有必要作以详细地介绍和分析。 （1）定理的提出 英国著名古典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在其代表作《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曾写下这样一段话：“如果为了一年的战费支出而以发行公债的方式征集2000万镑，这就是从国家的生产资本中取去了2000万镑，每年为偿付这种公债利息而征课的100万磅，只不过由付这100万镑的人手中转移到收这100万镑的人手中，也就是由纳税人手中转移到公债债权人手中。付不付利息都不会使国家增富或变穷。政府可以通过赋税的方式一次性征收2000万镑，在这种情形下，就不必每年征课100万镑。但这样做，并不会改变这一问题的性质”[1]。  [1] 大卫·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208页。 在这段话中，李嘉图表达了这么一种思想，即政府征税与举债在经济影响上是一样的。1974年，美国经济学家巴罗在题为《政府债券是净财富吗？》的论文中，力图引伸李嘉图关于政府举债经济影响的论述。1976年詹姆斯·布坎南在《巴罗论李嘉图等价定理》一文中，反驳了巴罗的观点，首次使用了“李嘉图等价定理”（Ricardian Equivalence Theorem）的提法。由于巴罗对发展李嘉图等价定理所作的贡献，在一些文献中，“李嘉图等价定理”又往往被称为“李嘉图—巴罗等价定理”(Ricardian-Barro Equivalence Theorem)。 （2）定理的内涵及争论 李嘉图对政府举债经济影响的论述，至少表达出以下内涵：（1）课征2000万镑税收和举借2000万镑公债，都会使一国的生产资本减少2000万镑（李嘉图假定的是政府为战争费用而筹款）；（2）在发行公债的情况下，每年由政府偿付的利息，只不过是将一部分人的收入转付给另一部分人而已，并不会改变一国的财富总量；（3）因为发行公债与课税一样会使该国生产劳动者的收入下降，造成一国纯损失2000万镑，所以个人消费支出也会随之下降，并且这种消费行为变化与征税条件下个人消费支出的下降是相同的。 巴罗还进一步发挥了李嘉图的这一观点。他利用无限生命周期模型和“利他主义学说”，论述了公债引发的眼前减税与未来纳税间的关系，公债引起的消费在现在与将来间的替代关系，以及公债对储蓄率的影响等等。巴罗认为，如果个人与家庭是理性的，能够认识和预期政府在债务与税收上不同选择的博弈规则及其后果，那么未来予以偿还的公债本息总额的现值，应等于因借债而产生的即期减税额。 也就是说，当政府为弥补赤字而发行债券时，如果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