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演讲稿张旭东.doc

名人演讲稿张旭东 　　五四核心是“新”和文化政治的内在逻辑 　　记者：您以为五四精神的核心关键词有哪些，怎样看他们之间的关系? 　　张旭东：谈起五四，人们头脑里会立即会跳出“民主与科学”、“个性解放”、“进步”，“反传统”等字眼。这些固然都是20世纪中国知识份子孜孜以求的东西，但正由于如此，在今天看，它们仅仅是代表了“五四精神”的主观的、乃至是一厢情愿的方面或价值取向。在90年后的今天，假如我们把“五四”理解为一种的客观历史运动和思想运动，我们就应当看到，它的核心实际上是这两样东西: 　　一是”新”“新青年”、“新文化”、新价值，新生活，最后是“新中国”，这是普遍的“新”或“现代”在中国人生活世界的投影，但五四把它内在化了，变成中国人本身的情感方式和价值指向。从五四开始，外在的(相当程度上是外来的)，有要挟性的、让人觉得不安闲、但又不能不往适应的“新”，逐渐成为内在的、作为内心驱动力的、具有哲学意义的新。这类内在化进程的剧烈和深进，完全改变了晚清以来“理智”与“情感”的***，即王国维所谓的“可爱的不可信，可信的不可爱”，从而把现代意义上的理性，同现代人的情感、心理、理想，乃至欲看方式紧闭地结合在一起。这类结合固然会带来一系列题目，但这是现代人和现代性的题目，而不是古代人或遗老遗少的题目。 　　二是文化政治的逻辑，即文化领域与政治领域之间的贯通与重合，其一致性、一体性或同一性，它带来了由新文化、新价值、新人所创造的、与自己的本质相适应的生活情势和国家情势。这是现代性条件下的“国族主义”或“民族国家精神”的具体体现。在欧美，这个普遍趋向表现为市民阶级国家为资本主义生产和交换提供同一市场、同一语言、同一制度、同一的“民族文化”，这个进程造就了近代西方民族国家。而在中国，这个进程是在对外学习和抵抗列强，对内颠覆和拯救传统的极其严酷的环境下展开的，因此它也对文化与政治的贯通和同一，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假如说鲁迅笔下的阿Q代表了文化失败和政治失败的一致性和同一性，那末***时代的“雷锋”则体现了政治与文化的全面、完全的重合。在这两个极端之间，现代中国的存在是一种直达个人的文化政治的集体存在，而五四正是源头。 　　五四使现代中国具有了既“中国”又现代的可能 　　记者：五四运动的意义您以为在哪些方面可以体现? 　　张旭东：五四的伟大和不可代替的地方，在于它标志着这样一个历史的临界点，在此，现代世界的普遍的客观运动，在中国人的世界里突破了器物层面和制度层面，而在人的心理、情感、自我理解、自我认同的这样的内部空间，取得了鲜明的形象、语言、观念和理论。一旦它同一种新的“人”概念相结合，则一般的抽象的 “新”和“变”就不单单只是被动的、不情愿的适应和和***，而晚清以来中国一切变化和变革都只有这样的意义，由于在情感、内心和符号层面，必须做的事情却又是外在于自己的文化认同。但“五四”带来了这样一种史无前例的转变，从此，中国人不再仅仅作为普遍历史的客体，而是作为它的主体和创造者，在塑造自己的新的文化认同的同时，塑造着一个新的社会，新的国家。 　　只有通过这样的文化与政治的融会贯通，“中国”落实到中国人的文化-心里本质的基础上，不过这已不是旧文化，而是文化革命所带来的新文化和作为历史主体的“新人”。也只有通过这样的文化与政治的融会贯通，中国才成为普遍历史的一个有机组成单位，但不是作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而是作为文化主体和价值主体的新的主权国家，加进到世界历史的辩证运动中往。自此，现代中国才具有了既”中国”又“现代”的可能，也就是说，它终究在理论上有可能克服非西方世界在面对近代西方的兴起和全球扩大时所面对的深进的自我认同的断裂，即那种“要中国就不现代，要现代就不中国”的两难地步。在这个意义上，五四确切是大众革命和人民共和国的精神源头，也是“现代中国”和“古代中国”的分界点，由于尔后的中国人，同此前的中国人有着本质的不同。这可以从五四以后中国人的焕然一新的面貌得到确证。 　　没有五四，何来传统? 　　记者：您如何看五四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 　　张旭东：五四新文化同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实在非常简单：没有五四，何来传统?这么说似乎有悖常识，但我们要知道，传统文化实在不是故纸堆，或像阑尾一样长在中国人身体里面的某种脏器。活生生的、有创造力的传统只能赋丽在生长在这个传统里的人身上，由他们来继续、批评、发扬。中国传统的延续取决于当今的中国人如何生活、如何创造自己的未来。这正是像鲁迅这样的五四新文化知识份子反复夸大的：只有有了今天，我们才有将来，而只有有了将来，我们才具有过往。生命是第一位的，与生的逻辑相左的“传统文化”只能是“死的说教者”。我们今天对传统文化的重新审阅和重新理解，是以五四以来的新文化为条件和条件的。在今天，哪怕有人呼吁全面回回传统，也只是五四开辟的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