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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海关行政裁量权及其控制
论海关行政裁量权及其控制——以北京海关为例
中文摘要
随着国家经济飞速发展,特别是加入WTO之后,国家对外贸易与科技文化交往更是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与此同时,海关作为国家进出口监督管理行政机关
本文在第一章回顾了行政自由裁量权的相关理论研究成果,为下文论述提供充分的理论支撑,并以此确定本文研究意义与方法。第二章首先是对研究对象——中国海关的背景进行阐述,之后对本次研究的主要问题——海关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应用现状进行分析。基于以上内容,笔者在第三章阐述了海关自由裁量权滥用的表现及其危害。全文第四章与第五章,笔者从立法、司法、行政三方面结合海关工作实践对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滥用原因进行了详细论述,并以此三方面做为控制体系的框架,分别从这三个角度对海关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控制途径进行探索,尤其强调海关内部控制监督的重要性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
关键词: 海关 行政自由裁量权 滥用 控制
引言
关于行政自由裁量权的研究一直是国内外学者讨论的热点问题,以欧美为主的学者,对于包括行政自由裁量权存在的必要性、合理性的研究逐渐形成了两种观点:一是以严格法治主义为代表,戴雪(A·V·Diecy)认为,“绝对的法律至上或法律统治,而排除恣意的权力、特权或政府所拥有的广泛自由裁量权。”[1]该观点认为行政自由裁量不应存在,应该在确立制度时尽可能避免自由裁量的存在。但是这种严格法治主义思想为前提的否定态度在某种程度上是过于理想化的,脱离了现实社会的实际。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行政自由裁量是现实的必须,自从亚里斯多德在他的《政治学》一书中明确提出法律的统治,而非人的统治这一法治理念以来,法治已经成为西方社会公共生活中的一个基本信念和制度基础。人们已经相信或乐于相信有关公共生活的一个事实,即在一个法治社会中,个体受且只受事先公布的法律规则和原则的支配,而公共权力必须受到事先制定和公布的法律规则的约束,只有这样才有个人自由。
我国对行政自由裁量研究的时间并不长,但随着现代国家制度逐渐完善,我国学术界在借鉴欧美相关学术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应用与控制开展了深入的研究,虽然在理论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大进步,但行政机关运行实际和行政自由裁量的具体操作实践上还并未成熟,依然存在广阔的研究空间。
行政自由裁量的理论研究
行政自由裁量权概念表述的理解。
“自由裁量权”源于英文单词“Discretion”,《牛津法律大词典》对该词的解释是“所谓自由裁量权,指酌情作出决定的权力,并且这种决定在当时情况下应是正义、公正、正确和合理的,法律常常授予法官以权力或责任,使其在某种情况下可以行使自由裁量权。有时是根据情势所需,有时则仅仅是在规定的限度内形势之。”[4]英国行政法对于此权力的解释是“立法机关将权力委托给一个具体机构,并授予他行使此权的自由裁量权,法院无权对这种自由裁量权提出异议。”[5]《英汉法学大辞典》中更是将自由裁量权分为三个方面进行了解释:1谨慎,表现行为者的主观态度。2斟酌,表现为行为者的主观意志对结果的影响。3辨别力、判断力。从该词原意分析,自由裁量权是一种有限制的选择权,是一种受相关因素制约,受某种程度控制的。“自由裁量权恰如面包圈中间的那个洞,如果没有周围一圈的限制,它只是一片空白,其本身就不会存在”。[6]在对于行政自由裁量权含义的理解上,欧美学者是比较一致的,不论是戴维斯所定义的:在可作为、也可不作为之间作出选择的权力。还是威廉·韦德所表述的:是作为还是不作为以及怎样作为的权力。这些表述本质意义是相同的,仅仅是表达上的区别。
20世纪80年代初行政自由裁量权这一概念由西方传入我国。在我国,王珉灿先生在其主编的《行政法概要》中最早提出了关于行政自由裁量的定义,“凡法律没有详细规定,行政机关在处理具体事件时,可以依照自己的判断采取适当的方法的,是自由裁量的行政措施。[7]”王名扬先生的《美国行政法》中给出的定义是:“自由裁量是指行政机关对于作出何种决定有很大的自由,可以在各种可能采取的行动方针中进行选择,根据行政机关的判断采取某种行动或不采取行动。也可能是执行任务的方法、时间、地点或侧重面,包括不采取行动的决定在内。”[8]罗豪才先生在其主编的《行政法学》中这样描述:“自由裁量权是指在法律规定的条件下,行政机关根据其合理的判断,决定作为或不作为,以及如何作为的权力。”[9]余凌云在《行政自由裁量论》中认为:“所谓行政自由裁量,就是指在法律许可的情况下,对作为或不作为,以及怎样作为进行选择的权力。”[10]由此可见,在我国相关学术领域中,学者普遍对于自由裁量权本质的理解是一致的——行政自由裁量权是行政主体法律事实要件确定
行政自由裁量行使原则
自由裁量权的行使也应遵守以下原则:(一)合法原则。严格依据法律规定,遵循法定程序正确裁判方法,符合法律、法规和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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