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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中国经济法的本土资源 　　一、关注经济法本土资源必要性 　　关于法律对于社会的作用，学者们往往持两种态度，一种是乌托邦式的所谓“理性建构主义”，另一种则较为保守，认为法律无法塑造经济，只能立足传统与现实经验，作局部改进。这两种思路均有可取之处，法律的发展既要考虑外来先进文明的先验逻辑，也应考虑本国传统的经验历史，但是对于经济法这一门新生的具有现代性的法律科学，在中国并不是传统文明演进的结果，因此，借鉴外来资源比其它传统的法律部门显得更为迫切，但这并不意味着经济法不存在本土资源。马克思曾指出：“人们创造自己的历史，并不是随心所欲的创造，并不是他们在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的创造。”经济法作为一个历史范畴，并非凭空产生，应来源于现实，又运用于实践无论经济法这座大厦建构的如何高大雄伟，其根基应落足于社会现实，否则，割断了与历史、现实的联系，经济法只能是中看不中用的“空中楼阁”。 　　首先，人类社会法律现实的多样化决定了任何一种模式的法律制度不可能具有“普适性”。法律现实即整个法律制度的确立，包括法律理论研究与立法、司法实践所赖以存在和运作的社会现实，包括一国的政治经济制度以及文化背景，还包括一国的地理、环境、人口状况等诸多要素。法律现实的多样性决定了整个人类社会的法律制度的差异性，涵盖了法律形式、法律运作、法律价值、法律精神等等的差异性，这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