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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PE藩篱待突破 　　受政策限制，中国商业银行对私募股权基金的参与仍比较有限，并且很难直接发挥主导者角色。 　　制度障碍 　　纵观中国法律法规，一方面，现有法规制约了商业银行深度参与私募股权基金行业；另一方面，客观存在着私募股权基金监管方面的限制。 　　《融资中国》：目前商业银行介入私募股权投资业务面临的制度障碍有哪些？ 　　刘梅：现有法规限制商业银行深度参与私募股权基金行业。 　　（一）商业银行尚不允许从事直接股权投资业务。2008年以来，国内社保基金、信托公司、证券公司、保险机构和公募基金等金融同业参与直接股权投资的闸门逐步打开。但作为中国金融体系中最重要组成部分的商业银行，其参与股权投资的政策限制目前还未能取得实质性突破。 　　（二）银行常规贷款不能用于权益性投融资。由于私募股权基金的主营业务为权益性投资，此条规定也因此限制了私募股权基金从商业银行渠道获取贷款。另外，对股权基金主导的并购交易中是否可以向基金发放并购贷款并没有提出明确规定，国内迄今也没有这方面的案例突破。因此，商业银行为私募股权基金，尤其是并购基金提供并购贷款仍是一个空白点。 　　（三）理财资金投资于非上市股权业务受到限制。2009年7月，中国银监会颁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业务投资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第十九条要求理财资金不得投资于未上市企业股权和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或交易的股份。虽然第二十条规定对于具有相关投资经验，风险承受能力较强的高资产净值客户，商业银行可以通过私人银行服务满足其投资需求，但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资金来源和服务渠道。2013年3月25日，银监会下发《中国银监会关于规范商业银行理财业务投资运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简称“8号文”），对银行理财资金的投向、风险拨备提出明确要求。8号文在加强私募股权产品监管的同时，也为非标理财产品设置了上限，限制了银行渠道为私募股权市场的联系。 　　《融资中国》：这些障碍会带来怎样的影响？ 　　刘梅：私募股权基金通过商业银行开展资金募集业务也存在合规性问题。 　　纵观中国法律法规，不难看出，中国各职能机构一直在为私募股权基金市场的正常运转和投资者的权益保护做工作。但另一方面，过去由于监管的不确定、法规体系有待完善、相关条款的不清晰和不统一等原因，给私募股权基金的运作带来诸多不确定的风险。 　　近年来，中国的私募股权基金在发展过程中遭遇一些非理性事件的影响，银监会在2013年加大了对商业银行和私募股权基金各个合作领域的监管力度。大部分商业银行暂停或放缓了与私募股权基金的募资合作，也成为了延续至今的基金募资困难的一个重要原因。 　　从另一角度分析，此类事件的发生，对于整个私募股权基金行业发展，对商业银行与基金的合作有着健康的积极作用。这将有利于推动商业银行建立有效的操作风险管理体系和机制，在积极创新发展的同时，促进私募股权基金市场去芜存菁和健康发展。 　　内部挑战 　　新市场形势要求下，未来商业银行需要与股权基金进一步突破传统的藩篱，共同走向合作和融合的道路。 　　《融资中国》：除了外部因素外，商业银行自身面临的挑战有哪些？ 　　刘梅：从内部体制上看，中国商业银行还有一些地方需要进一步适应股权基金市场的需求。 　　现阶段，国内多数商业银行在开展股权基金服务方面仍处初期阶段，各部门独立运作，联动效应需要加强，离“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的深度合作仍有很长的路要走。例如为股权基金募集提供各类服务主要通过私人银行部门来操作，为基金投资的企业提供服务主要由中小企业部门负责，基金的账户和财富管理等服务则由公司现金管理部门对接。这种“接口”不统一的业务模式将可能令银行内部各部门难以在私募股权业务上形成真正高效的合作，银行最为深厚的客户资源和项目资源也难以真正实现向私募股权业的输出。 　　目前，只有为数不多的银行在内部形成了私募股权基金业务统一管理部门，整合各方资源，专注为基金产业链提供全方位综合配套金融服务，通过基金托管、财务顾问、项目推介、投贷联动、并购融资及基金投资退出等环节的服务覆盖了整个私募股权投资周期。 　　另外，商业银行的传统风险文化也与新兴的私募股权基金市场需求不融合，也可能导致商业银行开展私募股权基金业务受阻。在传统的信贷业务中，商业银行作为间接融资的服务提供商，主要服务于成熟企业，属于风险高度厌恶型的金融机构。但是，股权投资基金作为直接资本供应者，追求的是高风险高收益，投资对象主要是高新技术及高成长性的新兴企业，投资风格较为激进。商业银行传统的客户准入、授信评级体系、五级分类管理、抵押担保机制等较为保守的风险管理机制，并不能完全适用于股权基金及其被投资企业，因此局限了商业银行与私募股权基金的深度合作。 　　在新的市场形势要求下，未来的商业银行需要与股权基金进一步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