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浦生：片瓷山房的文化密码.docVIP

张浦生：片瓷山房的文化密码 　　在张浦生先生的“片瓷山房”里，这位在文博界、收藏界赫赫有名的老人向我展现他数十年来积累起来的上万块瓷片，选了一部分密密麻麻平铺在茶几上，构成了一幅奇特画面，与其说它们是中华巨龙的鳞片，不如说是中华文明的集成电路。 　　“这块是明代嘉靖年间的，这块是清代康熙年间的，而这块是明代黑暗期的，确切地说是景泰一朝的，景泰只有短短七年，存世瓷器极少，鉴定时要与前后各个时期结合起来考虑。”张浦生说这些话时，就像一个高超的外科医生在读片。 　　残瓷缤纷，片片皆辛苦 　　1957年9月，张浦生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当时我国的高校都没有文博专业，他最初的文博知识来自于有限的选修课，比如考古学和人类学。毕业后他被分配到江苏省文管会，在南京博物院主要从事考古和征集。1958年参与了对徐州商代遗址的考古发掘及文物整理，田野考古使他视野开阔，收获极大，并养成“在场”的习惯。1962年，张浦生被安排在博物院瓷器库房当保管员，第二线的工作很枯燥，但是张浦生暗中窃喜，他知道南京博物院收藏有20多万件瓷器，光瓷器库房里就有近6000件藏品，这些都是值得深读、而一辈子也读不完的“天书”。他整天接触实物，眼观手抚，做好卡片，乐此不疲。也在此时，他开始跟博物院文物小组组长王志敏先生学陶瓷鉴定。 　　王志敏是中国文物界的老前辈，但他是西南联大数学系毕业的，当了一阵数学老师再改行搞文物鉴定的。也许他的岳父是搞古玩的，所以王志敏受其影响才走上了这条道。张浦生对我说：“王志敏先生强调学习陶瓷鉴定应该采取文理相结合的办法。他对我说，考古、鉴定是文科，但我们要把文科当理科来学。所以学习鉴定不光要看书，更要大量接触实物。但反过来说，鉴定不完全是理性的，感性也是重要的。理性是前提，你对中国陶瓷的历史发展和演变过程应该有全面的了解，这些是理性的。但是既要读书，更要读物。读物要像读书一样，要做笔记，把自己观察到的每件陶瓷的特点逐条逐点写出来。” 　　理性，感性，然后统一，张浦生反复琢磨其中的辩证观点，受用一辈子。 　　王志敏传授给他另一个研究方法是：到野外去捡瓷片。 　　南京与西安、开封、北京一样，都是建都时间长、影响深远的文明古都，朝代更迭，历经沧桑，历史堆积层很厚，在郊外随便一挖，就有瓷片出现。王志敏是扬州人，从上世纪40年代起就一直在收集扬州城郊出土的瓷片，受此启发，张浦生就利用休息天带着干粮与水到南京城郊去捡瓷片，一捡就是一整天。 　　下放农村，瓷片一箱子 　　后来，有主管部门发现在博物馆、文物商店里挑大梁的专业人才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旧时代的古董商贩，属于“没有改造好的”人，他们虽然有实践经验，但理论知识欠缺，他们带学生时要么不得要领，要么遮遮掩掩，从而导致文博界人才断层情况十分严重。1966年3月，文化部与文物总局办了建国后第一个正儿八经的古玉器与古陶瓷鉴定训练班，张浦生有幸赴北京学习，听了耿宝昌先生好几堂课，大有收获。但这样的好日子没持续几天，北京街头就乱了，张浦生外出一打听，人人都像打了鸡血针似地在传达、谈论“五-六通知”。几天后课堂里只剩下张浦生一人在整理随身带来给其他同学当参考的瓷片。 　　1967年运动正如火如荼，张浦生被下放到农村。行前，他特地钉了一只大木箱，装了一箱子瓷片。到了农村，农民兄弟很热情地帮他扛箱子，一上肩，哇！这么沉，是啥好东西？再一用力，捆箱子的绳子断了，箱子里的瓷片哗地掉出来。农民兄弟纷纷涌上来围观：带这一箱子“瓦渣滓”有什么用？我们乡下多得很啊！ 　　在农村，张浦生种菜种了七年。白天劳作，晚上洗去腿上的泥浆，打开箱子研读瓷片中隐含的种种密码。在这个文化凋敝的年月里他没有荒废专业，青灯黄卷地写了好几本研读笔记，为“文革”后出版《青花瓷画鉴赏》、《青花瓷器鉴定》、《宜兴紫砂》等专著打下了扎实基础。 　　八十大寿，瓷片鉴人生 　　1964年初春，南京明故宫玉带河正在清淤，张浦生和王志敏来到河边，从已经装车的淤泥里淘检出大量瓷片，他发现其中有一块红彩五爪龙纹盘的残片，那是以前没有见过的，带回去后研究，最终确认为洪武官窑的残片。此前，景德镇窑洪武瓷的面目模糊不清，人们习惯上将这一时期的粗笨之器推到元代，而把精细一类下降到永乐、宣德，其实洪武朝历时31年，其制瓷业不应中断几十年之久吧，那么从这批瓷片中我们就发现了不少洪武瓷器，证明早在这个时期，洪武铁红釉彩运用已经臻于成熟，也有力证明了洪武二年景德镇设官窑的说法是可信的。后来这块红彩五爪龙纹盘的残片被评为一级资料藏品。1996年，这批瓷片还送到香港大学文物馆展览，产生很大影响。 　　上世纪80年代后，全国兴起了城区改扩和高速、铁路网络的基建高潮，南京及外省市几乎每天在破土动工，挖地三尺，果有宝藏，张浦生一旦获得消息，就很快出现在现场，在潮湿的泥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