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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管理的演化分析范式及其应用 　　内容摘要：有效的分析工具的缺失是导致比较管理学归于沉寂的重要原因之一，而演化分析方法能从多方面激活比较管理研究。结合比较管理研究对象、目的和内容以及演化分析的基本原理，本文构建了比较管理的演化分析范式，并对该范式在研究中的应用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比较管理 演化分析 范式构建 范式应用 　　比较管理研究在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的繁荣之后，从90年代中期以后逐步衰落。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学者们过多地拘泥于从管理现象的角度出发揭示各国管理模式内在特征和运行规律的差异，而不注重采用更为有效的分析工具去解释不同情境下管理模式形成与演化的深层次原因和机理。通过文献梳理，本文发现演化分析方法的许多重要范畴和理论对于不同情境下企业管理模式的形成、变革、移植和创新等具有极强的解释力，能在很大程度上“激活”比较管理学。 　　比较管理学的研究对象、假设和基本问题 　　研究对象的差异、前提假设的不同以及所需解决问题的性质等会影响学者们对研究方法的选择。长期以来，学者们对比较管理学和管理学的研究对象、假设和基本问题等并未做出明确的区分甚至将两者之间混淆，这导致学者们不能准确地认识比较管理研究的对象和任务，无法找到除比较分析以外的分析工具和研究方法，从而导致比较管理研究陷入沉寂。 　　如表1所示，管理学是研究适用于所有组织的基本管理原理和方法的科学，其基本假设是组织和组织的情境是同质化的，其主要任务是整理和创造能超越不同组织与情境的、普适性的、非历史性的知识，更适合采用本质论（类型论）方法和静态分析方法。而比较管理研究的出发点是具体情境和不同情境下的管理活动，而非管理理论，其基本假设是组织和组织情境是异质的和动态变化的，情境的差异和变化必然引起各国和地区组织管理特征的差异。因此，与管理学相比，比较管理研究更宜采取历史的演化论方法和动态分析方法。 　　而众多学者的研究也表明，演化分析的思想内涵、理论范畴和分析工具对比较管理研究具有重要的价值：第一，可以廓清比较管理的研究对象并进行更具针对性和动态性研究；第二，对“哪些文化和制度因素影响各类管理模式的异同”这一比较管理的基本问题能做出更好的解释；第三，有可能发现“基因的管理对应物”，从而对管理演化的核心范畴做出高度凝炼和科学的抽象；第四，其所推崇的个体群思维方法对于特定群体的“集体现象”具有很强的解释力；第五，运用隐喻和类比方法能把演化理论的一些科学范畴引入比较管理分析，有可能导致比较管理领域的新发现。 　　比较管理演化分析范式的构建 　　在半个多世纪的比较管理研究进程中，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出现了管理学视角的研究范式，最具代表性的是1964年提出的法默-里奇曼范式，1965年提出的尼希根-埃斯塔芬范式以及1969年提出的哈罗德·孔茨范式；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出现了文化学视角的分析范式，如霍夫斯泰德在1980年提出的文化维度范式，威廉大内在1981提出的z理论范式以及麦肯锡7S模型等；到20世纪90年代出现了制度经济学视角的研究范式，最具代表性是日本学者青木昌彦提出的比较制度分析范式。这些范式都在一定意义上推进了比较管理研究的开展。要在比较管理研究中应用演化分析方法，发挥其对企业管理模式形成与演化的解释性作用，也需要构建相应的研究范式，以指导和规范研究实践。在借鉴上述经典比较管理研究范式的基础上，本文构建了比较管理演化分析范式，如图1所示。 　　由图1可知，比较管理演化分析范式围绕着管理模式的形成、变化及其对管理有效性的影响展开，其具体运作流程如下： 　　（一）将管理基因及其遗传、变异和选择机制作为自变量 　　在比较管理的演化分析框架内，管理基因通过其遗传、变异和选择机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企业管理模式的内在特征和动态演化规律。为了避免生物学隐喻和类比引起的学术争议，本文用“管理扩散机制”替代“遗传机制”、用“管理创新机制”替代“变异机制”，用“管理决策机制”替代“选择机制”，这既符合达尔文主义的基本分析框架，又充分体现了社会组织管理系统演化的主要特征。三种机制及其互动可以用来描述不同情境下组织管理特征的生成及其演化过程，从而构成较为完整而又抽象的分析结构。如同生物基因的遗传、变异和选择一致，管理基因的扩散、创新和决策也必然受到外在因素的影响，而管理基因同样对这些外在因素具有反作用。将这些外在因素的集合称之为管理情境，根据情境因素在管理基因演化中的地位和作用，可以将管理情境分为能动性和结构性两个层面： 　　1.能动性因素。能动性是指生命体对外界或内部的刺激或影响做出积极的、有选择的行动。生物系统的演化是由遗传物质储存信息进而对刺激做出本能性的反应，而社会系统的演化过程中存在有意识的认知主体，这些主体可以自觉地、有计划地针对刺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