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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满释放人员社会再融入问题研究文献述评 楼忠奇 王国森 潘佳伟 李森 金晓明 许欣杰 向前 吴伟琦 【摘要】刑满释放人员能否重新和谐融入社会，影响到他们的生活和社会的稳定，无论是司法机关还是政府职能部门都有责任和义务去对他们进行帮教管理，然而这其中有颇多阻力。国内学者对刑满释放人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其再犯罪及社会保障方面，本文在总结这些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为推进我国刑狱建设提出对策及建议，并提出新的研究方向与研究假设，即关于刑释人员的社会再融入问题的研究。 【关键词】刑满释放；回归社会；社会融入；再犯罪 我国司法部早在1992年曾对27个省、直辖市、自治区1982—1986年刑满释放的13万余名成年人进行调查，发现有重新犯罪行为被处刑罚的占5.19%，有违法行为或轻微犯罪行为被处劳动教养的占1.4%，两项合占6.59%。近年来我国重刑犯罪仍呈现持续升高的走势。例如:湖北省1997—2000年重新犯罪比重分别为17.9%、21.1%、19%、23%；山西省2000年重刑犯罪率也上升到13.47%。(胡赤怡等，2001)这说明刑满释放人员尤其是重刑犯的社会再融入问题颇值得关注。 一、刑释人员再犯罪：比例颇高且更具破坏性 王鹏（2008）认为“浪子回头金不换”，刑释解救人员的从良，改正是难得的，又是艰难的。长期远离社会的刑释解救人员由于本身社会性的消失殆尽，各种人为的限制和世俗的偏见使他们重新走上一条“背离社会”的道路。这里讨论的在犯罪只是局限于哪些前罪被揭露又再犯的，不包括哪些未纳入统计的。我国的再犯罪人员结构主要是由农业人口和无业人口组成的，他们的特点就是流动性大，教育水平低下。而这又是由于我国长期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导致的。根据2002年天津对监狱对再犯罪人员的跟踪调查结果显示，文化水平越低，收入越不稳定的群体更容易犯罪。更为令人可怕的是，刑释解救人员由于收到社会的歧视，产生了一种特殊的感情，这是刑释解救人员的再犯罪从个体犯罪逐渐向集体化犯罪发展，这种更有策划，隐蔽，也更具破坏性。 这并不是说我国的刑狱建设与监狱社会化功能不足，鲍遂献（1994）指出要了解刑释人员重新踏入社会的具体现状，我们可以从我国近年来我国刑释人员的改造质量入手。首先可以确定的是，从全国这一角度来看，绝大数犯罪人都得到了较好的改造，刑释人员再犯罪属于少数现象。据司法部对全国27个省市、区一年刑满释放人员表现情况的调查，在被调查的137404名成年刑满释放人员中，回归社会后三年内表现好的41836人，占被调查总人数的30.45%，表现较差的12103人，占总数的8.81%；重新犯罪的7132人，重新犯罪率为5.19%。根据上述抽查结果可以认为，在刑满释放人员中,80%一90%的人员都得到了改造。这一成绩在世界上都是极为罕见的。 然而，我国人口基数巨大，面对这样的再犯率是颇不容乐观的。王志强（2010）根据对天津市2005、2006、2007三年入狱罪犯的问卷调查，指出刑释解教人员重新犯罪总数的比重分别为20.6％、14.5％、4.9％，虽然这个比重是在逐年递减的，但是作为一个人口大国的中国，4.9％的绝对数字还是一个十分令人震撼的结果。他还通过对问卷调查的研究发现重新犯罪主体的一些特征：男性在重新犯罪人员中占大多数；务工人员和城市无业人员是重新犯罪的高发体；重新犯罪的罪名相对集中；犯罪具有预谋性，并且手段越来越残忍，后果越来越严重。 二、刑释人员社会融入：资料缺乏而技能不足 （一）从城乡二元维度看社会安置 农村大部分刑释解教人员回归后,尚有一部分生产生活资料,但作为城镇居民的刑释解教人员回归后,往往是一穷二白、生活窘迫,心理负担大,这为安置帮教工作增添隐患;社会人口流动频繁,导致对刑释解教人员的管控难度增大,由此可能造成的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多。并且,作为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刑释解教人员安置帮教工作难度大,在推进实践中也存在着不少漏洞与问题,例如:因衔接治理不规范,衔接工作存在薄弱环节,导致刑释解教人员脱管、失控问题较严重,部分回归社会的刑释解教人员不知去向,而这部分不知去向的刑释解教人员恰恰正是重新违法犯罪的高发人群。此外,刑释解教人员基层安置帮教组织薄弱,工作经费不到位,安置帮教组织缺乏有效的安置手段,实体安置能力不足等,也影响到安置帮教的工作效率和效果。（高学栋，赵学强，袁福刚，2011） （二）从社会大众偏见看社会安置 蔡文霞（2007）指出一旦被贴上“犯罪人”的标签，则行为人将为社会所不容而最终犯罪。而“刑释人员”这个标签是一种依据经历对身份的表述。该标签含有社会和他人对被标签这即刑释人员的评价和印象，这种评价和印象多是负面的。彼特西莉亚 三、再犯率高与再融入难：机构缺陷是主因 不同学者造成刑释人员再犯率高以及社会融入困难的原因此见解不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