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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房奴”的心灵家园 　　当越来越多的城里人沦为“房奴”的时候，“农村房奴”一族也在悄然壮大。他们外出打工挣钱，然后回农村盖房子，为“彼岸”进行着投入，这是他们艰苦生活的安慰剂，是现在努力拼搏的兴奋剂。当他们觉得城市生活无法忍受的时候，实在不行还可以回去。 　　40岁的打工者冉艳（化名），生活在一个自己也没法解释的“悖论”里。她一家人在东莞的小屋，只能放下一张床。她选择这样的生活，是因为要在农村老家建一座“空巢”。面对这个悖论的，不只是她一个人。 　　“当前我国有2.36亿外出流动人口，其中1.63亿为外出农民工，还有7000多万城镇间流动人口。到2020年，我国城镇人口将达8亿，预计流动人口将达3亿。如果再不着手解决城市外来人口的身份转换问题，将对经济发展形成制约和阻碍。”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李铁近日表示。 　　青年学者吕途调查发现，户籍制约下，这个庞大群体中的许多人有一个共同选择——供血农村，盖“空巢”。 　　“农村房奴”之路：买房背债打工 　　冉艳的打工，可以说是由房子推动的。2004年，她丈夫工作的煤矿倒闭了。“他从1994年开始就一直在煤矿里上班，一共做了将近11年。”同一年，他们“咬咬牙”在村里买了房子。房款是两万多元，装修又花了1.6万元。其中不少钱是借的。 　　她买的是同村人刚建好的房子。“他建好之后，也因为欠债，就出去打工了，把那房子卖给我们。”为了还买房子的欠款，他们一家三口也踏上了原房东的路——出来打工。 　　46岁的丈夫念过4年书，在外面上班，1个月可以挣1300多元。冉艳就在东莞出租房狭窄的楼道里做手工活，一个月可以挣500～600元。 　　从江苏到广东东莞，这些年来，冉艳一家三口在外面打工，家里的房子就闲着。他们有一个1991年出生的儿子，也在东莞长大。冉艳觉得买了房子有点后悔。“因为现在也没人在家住，就是用锁锁着的。” 　　“新工人在城市工作，盘桓于局促的居室，劳动的汗水换来的工资绝大多数都用在了老家盖房子上。”吕途说。 　　她在《中国新工人：迷失与崛起》一书中，统计了包括冉艳在内的在东莞打工、老家在重庆市奉节县农村的新工人的买房和盖房情况，全部8位新工人中，6位在镇上买的房子，两位在村子里买房或者建房。这8人当中，出来打工时间最短的，也已经超过了10年。 　　在四川邻水县柑子镇斑竹村，吕途调研发现的情况更甚奉节。这里的房子造价从几万元到几十万元，年轻的主人都不在，但很多人为此花光了一生积蓄。56岁的老朱就是其中一人。他一家都在广州打工，包括老两口、女儿、两个儿子和儿媳妇。2009年，老朱辞了工，回到斑竹村，盖了4层楼，一共花了17万元。“这些年打工的钱，一下子就花完了。”但老朱认为自己的花销观念毫无问题：“在这里，家家户户都这样，打工的钱基本上都花在房子上。” 　　提及未来的打算，老朱还打算出去打工，儿女们也不回来。因此，新盖起的四层楼立刻沦为了空巢。 　　同村81岁的林婆婆家情况同样夸张：4层的楼，连厕所装修得也很豪华；太阳能热水器、家具是红木的。400多平方米的房子里，却只有林婆婆和10岁的小孙女两个人住，其余儿女都在外面打工。 　　“这个房子花了20多万块。儿子打工的钱都花在这上面啦，还欠了几万元的债。”林婆婆说。 　　“回老家是一种没有办法的退路” 　　调查过程中，吕途觉得越来越奇怪：“他们建房子，自己又不住，到底为什么？”她发现，冉艳这一代打工者在打工日子非常难熬的时候会幻想：“等挣够了钱，就可以回老家了。” 　　据全国总工会2010年的抽样调查数据，新工人占整个打工者群体人数的60.9%，他们已经成功取代了第一代打工者，成为大多数。然而，对于他们的未来，回老家仍是绝大多数人的选择。 　　但他们真的会回去吗？调查发现，“回老家”恐怕是新工人们无路可走的选择。在北京工友之家2009年做的《打工者居住现状和未来发展调查报告》中，就“如果你以后在城市找不到工作怎么办”这个问题，65.1%的新工人选择了“回老家”。但如果问题换作“以后的打算是什么”，仅有9.1%的新工人选择“回老家”。 　　“显然，回老家只能是一种没有办法的退路。”吕途说，“在老家买的房子，不但是他们的退路，也是他们自我麻痹的方式：有了这套房子，每当觉得城市生活无法忍受的时候，就安慰自己，实在不行还可以回去”。 　　目前，我国的城镇化率已经超过了50%。但今年年初，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贺铿就表示，按真实的城镇化来看，城市化率不到35%。“因为2亿多城市流动人口，不是真实的城市人口。”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的许小年教授，把冉艳的状态称为“进城不落户”。“1.6亿或者2亿的农民工还不是我们城镇经济的一部分，也不是城镇社会的一部分。” 　　农民为什么进了城之后住不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