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的慈善会机制.docVIP

特殊的慈善会机制 　　寻找这一问题的答案或许还得从慈善会的出生说起。慈善会是特定历史时期下所建立的慈善机制。 　　慈善会这一形式在清末民国时期就出现了。上个世纪50年代，中国社会体制发生巨变，大陆实行社会福利国家通包下的计划经济制度，包括慈善会在内的各类慈善组织和社会组织被国家取缔。“慈善”一词甚至在“文革”时期被彻底否定。 　　1993年，吉林省慈善总会作为中国第一家省级慈善会成立，组织性质是社会团体，1994年，中华慈善总会以全国性社会团体的身份在京成立，慈善总会在创立选择名称时，没有选择带有政府行为色彩的“社会福利”，而是选择了“慈善”。这一命名以及中华总会的成立，向全社会发出了一个“慈善”政策放开的积极信号。 　　随后，全国各省，都开始着手成立各自的慈善会，各市、县、乡镇、村慈善会也纷纷建立，覆盖全国的慈善会系统基本建立。这时的慈善会主要由各地民政部门主导，民政部门专职或退休人员担任主要领导工作。广义的“慈善会系统”不仅是叫做“慈善会”的社会团体，还包括以“慈善会”为名称的社会团体、事业单位和基金会。 　　曾担任中华慈善总会副会长的徐永光告诉记者，1999年前后，慈善总会出现过大规模的人员调整，民政部机构改革分流的人员进入慈善总会。这一变化在他看来，为慈善会的团队带来了深远的影响，身份关系更加复杂。 　　在这套庞大的系统下，专职人员被分为三类：社会招聘、事业单位编制和公务员编制。2011年，中民慈善中心曾对于全国30家省级慈善会进行调研—30家慈善会中，29家慈善会会长和理事长均为现任和曾任国家公务员，剩下的一家因换届空缺。其中，退休国家公务员19名，现任国家公务员共10人，在行政级别待遇上，享受省部级待遇的25人，厅级待遇4人，这一数据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慈善会历史渊源对现今慈善会治理结构的影响。因此，各地市慈善会在运作机制上多少会表现出政府行政工作的特点，如筹资管理上大多沿袭传统的动员体制甚至发文到相关单位制定认捐。慈善会组织建设一般与相应政府级别相对应，下级慈善会一般为上级慈善会的团体成员， 　　因为和民政系统的密切关系，类似“慈善一日捐”的政策倡导也在地方慈善会屡见不鲜——“倡导干部、职工每人自愿捐赠1天的工资；企业单位自愿捐赠1天的利润；行政事业单位自愿捐赠1天的工作经费。” 　　实施过程中，“自愿”难免就成为“摊派”，捐款难免成为政绩工程。以至于在今年广东省“扶贫济困日”到来之前，不少地方政府下发了明令禁止摊派的文件。 　　是官还是民？ 　　难分政府和社团关系，随后带来既然是“运动员”，又是“裁判”的混乱关系。 　　一份《2012年度慈善会系统发展报告》指出，慈善会系统从成立之出与政府联系紧密，在整合资源上具有先天优势，同时也丧失了一定的独立自主性。一方面，慈善会开展的项目有一半是以直接“发钱”提供现金资助形式，项目形式和内容单一化，难以满足多样和多元社会需求。 　　另一方面，由于慈善会系统的组织与政府关系紧密，导致政府监管、行业自律两个维度的制约机制效力难以保证，同行业其他组织一样处于政府被动监管状态，在公众问责时，慈善会系统的组织回应往往陷入被动局面。 　　而在徐永光眼中，“政府垄断”更严重的影响是，造成中国慈善行业的生态危机，政府掌握太多资源，“既当规则制定者，又当运动员，还当裁判员”。 　　2011年11月，徐永光在一个名为《中国慈善体制改革路线图》的演讲中，公开表示，“中华慈善总会发票风波”是一个垄断危机。“中华慈善总会秘书长刘国林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的时候，说我们一年开出去4万张发票，我们只有40个工作人员（退休人员）。我们一年开出4万张发票，怎么管得过来？”。徐永光愤愤地说：“资源多到了这个程度，而我们的草根组织是无米之炊。” 　　49岁的刘佑平也清楚地看到慈善会体系目前存在的问题。 　　“现在专业人才不够，专业化程度不够。他们可以想做事，就是没有特别大的起色，历史包袱太重了。一个是承载了老百姓太多的期望，行业太多的期望，能力不够；二是背了民政部政社分开的压力，帮了政府的忙，害了自己。” 　　2013年5月，北京中民慈善大楼，刘佑平顶着一头蓬松的花白头发，带着浓重的湖南口音对记者说道。他现在的身份是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理事、副主任，中国慈善联合会副秘书长、长沙市慈善会副会长。 　　不过刘佑平认为，慈善会系统背靠政府只是一个表象，实际的情况更为复杂，接受政府资助、由政府退休官员担任负责人都不能作为判断慈善会不独立的标准，是否能按照自己的价值使命独立运行才是关键问题。在他看来，慈善会并不需要为独立而排斥政府的官员和资金，只需要做到两条：一是作为独立法人依法行事，二是吸引更为多元、跨界的人才。 　　“我们不能凭此判断要去行政化，认为政府的公务员不能同时兼职。我们的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