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鸡蛋暴走”中的“雪茄哥”.docVIP

“鸡蛋暴走”中的“雪茄哥” 　　走了28公里，在第二打卡点的休息区，袁颖晖点了一支雪茄，吞了会儿云吐了会儿雾。此时，不远处的摄影志愿者摁下了相机。因此，除了Jack、袁总等称呼，袁颖晖又多了一个名号：“雪茄哥”。 　　那是2012年4月21日，他第一次参加“一个鸡蛋的暴走”筹款活动，混在公益组织的队伍中，尝试着挑战自己。44岁的岁数、80公斤的体重，走完50公里，募到18400元—雪茄哥的成绩相当不错。 　　雪茄哥平时被人们称为“袁总”，他所在的国际保险公司是世界500强企业，坐落于钻石交易中心大楼，一楼入口还设有安检。那根暴走中的雪茄，产于古巴并限量生产。除了参加鸡蛋暴走，他曾捐助过希望小学，捐赠闲置书籍，和草根公益组织合作开展CSR项目。最终，他用10小时走完全程。 　　他也不清楚自己是怎么一步步走近“鸡蛋暴走”走到“无法自拔”的。 　　今年，袁颖晖索性自己拉旗组队，还在公司内部鼓动了一帮对公益暴走“蠢蠢欲动”的员工以企业的名义组队参加。暴走当天，风雨交加，手脚冰冷，鞋子进水，脚底起泡。第二天，袁颖晖拖着伤残的腿参加同学聚会，同学们的关切迎面而来：“你的暴走/鸡蛋/公益怎么样了？” 　　一个鸡蛋的暴走 　　在上海，如果你问别人是否知道“联劝”，答案可能是否定的，但是如果问起“一个鸡蛋的暴走”，对方极有可能兴奋地告诉你：“当然知道了！” 　　事实上，联合劝募在国外已是成熟的筹款方式。联合劝募是指通过一个专责募款的机构有效集结社会资源，通过专业、高度问责的方式将资源按需分配给合格的公益组织，代替捐赠人监督善款使用情况。 　　2009年，恩派公益组织发展中心发起成立首个秉持联合劝募理念的基金会—上海公益事业发展基金会，又简称联劝。 　　2011年4月，本是一次联劝内部三人行的春游活动意外得到群起响应，最终联劝工作人员组建了7支队伍61人参与某户外俱乐部在苏州举行的50公里徒步活动，一群公益人将徒步与筹款相结合，在徒步之前纷纷与亲朋好友打赌：“如果我走完50公里，就给山区孩子捐些鸡蛋钱吧！”那次非正式的筹款徒步为联劝“一个鸡蛋”儿童公益项目募得7万余元。 　　随后的10月22日，联劝联合企业正式发起“一个鸡蛋的暴走”公益活动，竟有122支队伍参加，规模逾千人，募得67万余元，其中公众募款比例高达77%！ 　　2012年，联劝“一个鸡蛋的暴走”正式转型为平台性筹款活动，同时为多个儿童类民间项目筹款，并制定了100万元善款使用计划。由此，“一个鸡蛋的暴走”定位更为清晰，改变了以往只为“一个鸡蛋”公益项目募款的目的，成为联合劝募形式的公益筹款活动。这是一个自助式团队活动，自主组队、报名，队长对队员负有联络、安全等重要责任。参与者需要徒步完成50公里，并在暴走前和亲朋好友打赌，目的在于为儿童类民间公益项目筹集善款。 　　2012年鸡蛋暴走的报名者把网站挤崩溃了，208支队伍、2014名队员最终为联劝募得230多万元，远远超出使用计划。 　　计划外的100多万怎么用？联劝理事建议让捐赠人参与决策，如此，既对行业发展有利，也易于让捐赠人融入公益。因此，“雪茄哥”袁颖晖的暴走并没有以终点线而宣告结束，紧接着，他被责任心所驱使，想对善款的去处一探究竟。接下来，他竟获得了善款使用的决策权，自行评判公益项目并有一票决定是否资助。再后来，他俨然成为了联劝的智囊，提建议，敲警钟。 　　不一样的公益庭审 　　据雪茄哥回忆，真正改变他对公益界一些观点的，就是暴走评审会。 　　去年6月和7月，联劝（又称上海公益事业发展基金会）举行的头两次暴走评审会上，5个公益项目当场被捐赠人否决了4项—气氛不算融洽。“没想到落差那么大！”钱铮说，“评审会可以让捐赠人和公益组织互相了解，但结果大大出乎意料。”究其原因，一个是公益组织在项目需求调研、分析、项目针对性、PPT和陈述方式上十分不完美，此外，捐赠人对公益行业也缺乏了解，甚至产生误解。一个项目20万，评审们不敢轻易下手。 　　袁颖晖报名参加了6月30日的那场评审会。他记得，有一个机构想做三江源地区的儿童乙肝筛选。“三江源地区是少数民族聚居区，人口分布较分散。很多人没有去体检，所以也不知道自己是乙肝携带者，更无从说治疗。那个公益组织就希望得到一笔资助，去做乙肝携带者的体检。”袁颖晖介绍道。 　　但是，这个项目被否决了。袁颖晖认为，项目的出发点非常好，但只做了“一半”的事情。“如果检测出来是乙肝，怎么办？人家不知道自己是乙肝可能没什么大事，但你让人家知道自己得了乙肝，治疗的费用在哪里？如果后续的问题不解决的话，那个家庭马上就遇到问题了。”他投了反对票。其他人基于各种各样的理由，也投了反对票，但袁颖晖并不完全赞同他们的观点：“有人认为这是政府的责任而非公益组织该做的事情，我觉得很多时候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