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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本土管理中的不确定性、通变与过程哲学 　　摘 要：世界的本体在《易经》看来是一个过程，该过程本身是不确定的。因为世界的本体时刻处于变动之中，因此人们必须要在变化之中把握世界，这就是“通变”或“变通”的方法论。“阴阳”是易经的基础性概念，但它不处于本体论的层次，阴阳只提示一种“变”的轨迹，它是在“易”与“变”的基础上的认识论。如果将“阴阳”上升为本体论层次，则是世界本体的二元论，它实际上是波尔等人的现代物理哲学，这种现代物理哲学与中国传统思维没有太大的关系。中华文化圈中的管理，不仅是对不确定性的大幅度容忍，甚至是主动追求某种程度的不确定。任何一种想要克服某种不确定性，或者希望使用“满意”等原则消弭不确定的想法都是基于西方哲学的，而非中国本土思想。这一思想可以称之为“管理决策的中国辩证法”或“中国式认知和决策理论”。 　　关键词：不确定性；过程本体；过程可知；通变；中国式认知和决策理论 　　中图分类号：C9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4）07-0199-02 　　一、西方管理理论中的“不确定性”问题 　　早期的西方管理理论没有涉及到“不确定性”问题，西方管理思想史上将不确定问题作为重点来进行研究的第一位著名学者是西蒙。西蒙认为，管理者面对的是一个广阔而复杂的世界，他所需要作出的决策，一般无法用微积分求极大值和极小值的办法来解决。西蒙据此将管理决策分为3种类型，一是早期管理学家所最为重视的确定性决策；二是风险性决策，风险性决策的特点是不同行动方案在不同自然状态下的损失和利益可以计算出来，但未来出现哪种自然状态，决策者不能肯定，但可大致估算出其出现的概率；三是不确定性决策，在这种情况下，未来出现哪种自然状态的概率无法预测。 　　西方管理思想史上另一位充分认识到管理中“不确定性问题”的学者是经验主义学派的欧内斯特·戴尔。戴尔在1960年出版的《伟大的组织者》一书中断然反对存在着任何有关组织和管理的“普遍原则”，主张用比较的方法对大企业的管理经验进行研究[1]。戴尔认为，管理环境是不确定的，还没有人能够掌握企业管理上的“通用准则”，至多只能讲各种不同组织的“基本类似点”。 　　二、西方管理理论中“不确定性”的本体论、认识论与方法论 　　西方管理理论中“不确定性”相关研究均延续了西蒙和戴尔的传统，其中以西蒙的研究对于西方管理理论的影响最大。在几乎所有的管理分支领域中，西蒙有关“不确定性与有限理性”的视角均得到重视。但西蒙与戴尔有关不确定性的思想并不能涵盖“不确定问题”的全部，尤其没有涵盖中国传统哲学中有关不确定性的相关思想。为深入阐明这一问题，需要首先从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视角来对不确定性做一个概括性的说明。席酉民等[2]认为，本体论层面的不确定性和认识论层面的不确定性不是一个概念，本体论层面的不确定性是组织所在环境的物理特征，与人对环境的认知无关，此时，不确定的核心涵义是随机性和无规律性。本文赞同这种认识。从这一认识出发，西蒙理论中的不确定性是一种认识论层面的不确定性。换言之，“有限理性”是由于客观现象过于复杂而无法被人全面认识，“有限理性”乃不得已而为之。戴尔的观点与西蒙略有不同，主要体现在方法论层面，戴尔从方法论的角度否认了管理的通用准则，哪怕这一准则并不是最优准则，而只是满意准则。戴尔用比较研究的局部样本取代了仍然是基于实证的满意准则。 　　三、中国哲学中的“不确定性”问题及其“通变”哲学 　　从哲学的角度看，西方持一种“本质本体论”的观点，而作为本质的“本体”，在怀特海看来，就是某物为了存在，不需他物，只需自身[3]。在西方哲学传统中，某物实存之前已经设定了其本质的先验存在，因此在几乎所有西方思想中，本体都是确定的（直到最近，Taleb等才意识到本体不确定性）。而本体之所以表现为“不确定”，乃是由于人类认识的局限性所致。基于此，整个西方管理思想史上的不确定性理论都基于认识论层面。 　　中国本土思想中的“不确定性”与西方思想中的“不确定性”最大的差异在于，中国思想中的“不确定性”是基于本体论层面的不确定。中国传统哲学对“不确定性”的理解基于“事件本体论”[4]。也就是说在中国辩证法中，从来就不是执于一端，而是要考虑事物之间的总体性关系，安乐哲称之为“互系性”[5]。这种互系性的思维被怀特海上升到本体论的层面，怀特海认为，我们必须从可以直接感知的事件出发，把事件当做自然要素的终极单位，事件与一切过程都有关，尤其与其他一些事件有关，“现实世界是一个过程，此过程本身就是实际存在物”，“过程与关系优越于实体”。因此，中国传统哲学中“本体”是一种“事件本体”或“过程本体”，而过程本身是不确定的。 　　中国传统哲学中的“过程本体不确定性”思维来自于易经。在易经中，阴阳、高低、上下、福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