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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海淀央企职务犯罪特点及预防分析 　　一、央企职务犯罪呈四大特点 　　1.案件全部发生在央企下属子公司。国务院国资委管理的中央企业全部为集团公司管理模式，即以集团总公司为母体，总公司下设若干二级或三级子公司进行经营生产活动。统计发现，我院查办的中央企业职务犯罪全部发生在下属二级、央企下级子公司，其中央企二级子公司涉案19件20人，央企三级子公司涉案8件12人。此外，由于央企下属子公司遍布全国，甚至境外，该类职务犯罪地域范围具有广泛性。如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驻蒙古国代表处代表任某贪污案。2005年5月间，任某在为该代表处购买二手丰田陆地巡洋舰越野车过程中，采取虚填收据金额报销的手段，将单位公款12万余元据为己有。该案暴露出某些央企下属企业或分支机构远离总部，受到的监管约束较少，容易发生职务犯罪。 　　2.由行政、事业单位“转企改制”并入中央企业的央企子公司易发生职务犯罪。统计区间内，此类职务犯罪达11件11人。如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周某挪用公款案，周某系航天科工集团第二研究院原副院长，其伙同该研究院后勤保障部某食堂主任王某，将该院行政经费45万元挪借给某旅社从事经营活动。该案反映出，一些中央企业下设的食堂、印刷所等原后勤三产事业单位并未真正走向市场，仍然沿用原有的管理模式，导致发生职务犯罪。 　　3.“高、精、尖”行业央企职务犯罪呈高发态势。近年来，我院先后查办了冶金矿产、航空航天、船舶制造等“高、精、尖”行业的央企职务犯罪20件25人，占案件总数的74.1%、总人数的78.2%。“高、精、尖”行业的职务犯罪反映出腐败犯罪正向国家垄断行业蔓延。如我院查办的北京兰钛克世纪科技有限公司行贿系列案件，兰钛克公司在三维仿真设备供应过程中，先后向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公司等六家央企下属单位相关人员行贿，受贿人员均为拥有仪器采购决定权、掌握单位核心技术的高级技术人员。 　　4.国有企业职务犯罪与非公企业职务犯罪交织存在。在央企投资结构多元的趋势下，央企职务犯罪出现与非公企业职务犯罪交织存在的现象，主要有三种情况。一是由于央企工作人员在关联公司兼任职务，并利用双重身份进行职务犯罪，出现国企犯罪与非公犯罪并罚的情况。二是由于犯罪时间长，横跨企业改制前后，贪污、受贿犯罪与职务侵占、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数罪并罚；三是由于中央企业已经完成或正在启动上市重组工作，一些企业管理人员从纯国有企业被委任、调任至国有控股、参股企业，使得司法机关对国企人员的身份认定较为复杂。一些案件立案后经侦查、起诉发现犯罪嫌疑人不构成贪污、受贿主体，反映出司法机关对一些犯罪的主体认定尚存争议。 　　二、央企职务犯罪发案原因 　　1.中央企业投资结构复杂，上下级监督存在真空地带。一是央企实行集团公司制管理模式，上级公司难以发现犯罪隐患。目前，中央企业大部分为集团公司管理模式，即集团公司管控几十家二级公司，二级公司参股、控股若干家三级公司。在职责划分上，集团公司主要行使人事、财务、统计等行政、监督、管理职能，二级、三级公司实际经营业务，且分布在不同行业、不同地区，管理难度较大。上级公司对下级公司的监督管理主要通过人事任免、财务数据、利润指标、工作报告、定期不定期巡视巡查等方式进行，很难发现下级企业在具体业务中的职务犯罪隐患。二是国有公司的监管主体——国资委的制约监管不足。作为国有企业的外部监督主体，国资委和国有资产管理公司只是“虚化的委托人”，难以对国有企业的经营管理者实施有效的监督，目前的制度审查、走访巡视等监管方式处于隔靴搔痒的境地，这是企业出现职务犯罪的外部原因。三是一些央企成立上市公司，国有企业与上市公司的业务划分并不清晰。如国务院国资委管辖的113家央企，大部分成立了上市公司，上市公司与集团公司之间在人员、组织、经营活动等方面有很多重合之处，往往是对国资委使用国有企业的牌子，对投资者使用上市公司的名称，造成一些国企人员职务犯罪也以“公司已上市，非国有独资公司”为由逃避处罚，给司法实践带来了一定困扰。 　　2.一些中央企业下级单位改制不彻底，管理方式陈旧。一是在企业重大问题决策上，“内部人控制”问题一定程度存在。过去，企业内部权力过于集中，“一言堂”、“家长制”广受诟病。2010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推进国有企业贯彻落实“三重一大”决策制度的意见》，要求国有企业重大决策、重要人事任免、重大项目安排和大额度资金运作应由集体决策，企业内部决策“一人说了算”的问题得到了很大改善。随之而来的是“内部人控制问题”——由一人说了算变为少数人的利益共同体决策。目前，仍有不少中央企业的董事长和总经理由国资委直接委派任命，董事会成员也较少通过股东大会选举产生，这些人组成的公司决策层难以代表不同利益相互制衡，于是出现了“内部人控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