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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市场化进程看我国旅游经济增长中制度性变革贡献 　　内容摘要：我国旅游业处于市场化进程和经济转轨期的双重时代背景下，因此对于产业政策和制度结构具有很强的宏观敏感性，旅游业经济增长需要强健的制度环境做依靠。在现阶段，我国旅游经济发展中的制度性变革因素造成了区域间的发展差异，在制度路径依赖规律作用下，旅游经济总量扩张严重依赖于资源消耗型产业发展模式。现有数据统计资料已经显示出制度变革进程与旅游业总收入增长之间的动态正相关联系，如何通过制度创新与制度变迁来矫正区域旅游经济发展差异和稳定旅游业利润来源是下一个阶段产业经济主导部门需要重点考虑的问题。 　　关键词：市场经济 旅游产业 制度变革 　　研究背景与意义 　　通过仔细观察区域间的产业经济发展差异，可以发现的一个突出特点是：经济要素在地区间的流动有很大程度是因为寻找差异化的制度或政策支撑，旅游产业作为服务业主要部门之一，对于制度环境的依赖更是具有产业间经济循环放大效应。 　　我国的宏观制度变迁战略以21世纪以来的“四位一体”格局作为主要框架，即“继续进行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中部地区崛起”以及“东部率先发展”，这种宏观层面的政策偏向性对于改善地区经济制度环境、缩小区域发展差距以及引导地区经济联动发展具有很强的示范效应。近年来，以新制度经济学在我国的重新崛起为标志，在市场化进程进一步深化和经济转轨处于关键阶段的时代背景下，我国作为东亚地区首屈一指的发展中国家，无论是制度变迁的深度与广度都具有其他国家不可比拟的优势。对于旅游经济产业，从2000-2012年，完整的政策制度体系已经初见雏形，如表1所示。 　　在国家层面旅游产业扶持政策体系建设日趋完善的同时，制度性因素对于旅游经济的发展影响作用日趋凸显。总体而言，我国旅游经济产业研究程度近年来逐渐深入，学者们不仅将制度与旅游经济发展的间接促进关系作为研究切入点，而且还有了对于地方层面专门性制度政策的统计梳理，对于处于“十二五”经济发展阶段的我国来说，激烈的转轨期阵痛效应使得基于制度视角的旅游经济空间差异分析愈发重要，这不仅对于我国正确对待旅游产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大有益处，而且也在改善国民经济增长方式、促进区域间协调发展以及优化社会资源空间布局方面可以发挥重要力量（樊纲，2011）。 　　旅游经济产业的制度发展历史脉络与体制演变 　　（一）旅游经济产业的制度发展历史脉络 　　我国的宏观旅游经济产业环境制度变迁大体可以分为互有连接的两个阶段，即从计划经济时代的传统旅游业向市场经济时代的现代旅游业发展过渡。 　　1.计划经济时代的传统旅游经济产业。这一时期的时间跨度为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改革开放，初期的旅游产业经济增长来源主要为旅游机构为海外华侨回国探亲和访友、参观等提供的统一服务，这其中有旅游创汇的目的所在。计划经济时代的旅游经济服务于国际友好往来，具有很强的政治外交色彩，经济功能不是十分突出。因此，这一时期的旅游经济产业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国民经济第三产业分支（唐晓云，2010）。 　　从数据上看，1978年，我国国际旅游接待人数仅占世界旅游总人数的0.089%，旅游外汇收入占世界旅游总收入的0.38%，如此微小的权重比例与我国丰富的旅游经济资源总量相比严重失调，这其中既有计划经济时代下的体制约束和思想束缚原因，也有当时国内旅游需求和供给的低质量和低数量原因，旅游经济发展在产权模糊和生产力束缚的条件下被严重拖累，资源要素并没有发挥带动经济增长的优势作用。 　　2.市场经济时代的传统旅游经济产业。以1978年为起点，我国进入了对于市场经济体制的探索过程中，虽然至今仍然未能全面建立完整意义上的市场经济体制，但是市场化观念和市场化经济行为模式已经深入人心。我国旅游业在市场化进程中也重新定义了自己的经济属性，现代意义上的产业经济型旅游经济增长模式得以初步建立。1984年，国家旅游局发文《关于当前旅游体制改革问题的报告》，这一报告迅速得到了国务院的批转，旅游管理体制“统一领导、政企分开、分散经营、一致对外”的发展原则得以建立（阚如良，2012）。 　　1992年，党的十四大正式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次根本性的制度变革不仅为市场主体能动性的发挥注入了强心剂，而且也终于使得旅游产业从旧的发展框架中得以最终解脱，以竞争机制、市场导向、现代企业管理、商品化营销等为特征的旅游经济真正迈向了商品化和现代化阶段。2000年以后，旅游经济助长外汇收入的突出作用开始凸显（见图1）。 　　（二）旅游经济产业的制度诱导型体制演变 　　由于经济和政治文化环境等因素在不同历史时期具有的差异性表现形式，旅游经济产业在这一历史进程中的相关制度背景也存在一定的差异性，为了使得旅游业发展和制度环境变迁相协调，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