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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官舍那些事 　　自秦汉起，各级官员均由皇帝任命，这些官员大多在异地仕宦，解决他们住所的需要也成为官府要考虑的问题之一。大约也就在此时，官舍逐渐趋向制度化。官舍即官吏的住所，常与官衙连在一起。 　　当然，古代官舍与现在的政府机关大院性质不同，所有官舍都归皇帝所有，官员只能在赴任时居住。而且，官员入住官舍的条条框框众多，卸官后连一桌一凳都不能带走。 　　皇帝特批，重臣才可置地 　　一百多年前，山东济南的旧军门巷有一丁家大院，主人是晚清“中兴名臣”――时任山东巡抚丁宝桢。 　　丁宝桢曾被曾国藩赞誉为“豪杰士”，除了在贵州老家变卖家产清剿匪患，在山东任职十年间更是设机器局、办书局、创书院、修水堤…… 　　即便如此，丁宝桢在任职地的住房问题仍不是可以“肆意为之”的事情。 　　1867年，丁宝桢升任山东巡抚。照现在的话说来，他在山东可谓军、政“一把手”，官职等级虽与现在的省委书记、省长相仿，但其手中的权力大得多。 　　就是如此国家“要员”，丁宝桢上任之初也得在一家老小的住房问题上费心劳神。 　　按照清朝的规定，异地做官是不能把家安在任职地的。而丁宝桢远在贵州老家的房产早已变卖用于剿匪，他是携家眷及兄弟族人一起来山东的。于是，他向皇帝请旨，在济南购置了土地。 　　“旧军门巷的丁家大院应该是在这种情况下获得了朝廷特批。”丁宝桢的五世嫡孙丁健在世代口口相传的故事中重构了丁宝桢的故事。 　　丁家大院，原位于泉城路南侧，7年前还保留着高大的原始门楼、照壁和部分房屋。 　　一人住官舍，老婆孩子不能住 　　当然，丁宝桢由于家眷众多，在任职地自己置房安家只是“特例”。一般来看，自秦汉以来，皇帝就开始向赴任官员提供住房，即官舍。 　　根据上海历史民俗专家完颜绍元研究，古代官员异地做官，在任时拥有官舍的使用权，但不拥有产权。皇帝给官员解决的住房大都是机关宿舍性质，与赏赐给功臣勋爵的宅第是不同的。 　　这一判断可以从史料中找到佐证。现存最早决定为官员提供官邸的文件是刘邦的一份诏书。这份于汉高祖辞世那年三月（公元前195年）发布的诏书说：“为列侯食邑者，皆佩之印，赐大第室。吏二千石，徙之长安，受小第室。” 　　文中透露了对列侯赐给宽大住宅和对两千石级别的官员迁居长安安排稍小住宅的信息，这就是刘邦解决官员住房的具体做法，可以看作向官员提供官邸的正式依据。 　　在《太平御览》卷四九一引《汉书》称，光禄大夫魏霸丧妻，其长兄特意“为（魏）霸娶妻，送至官舍”。此段文字表明，魏霸就住在官舍里，还可以携家带口。 　　不过，为官清廉的人在家人入住官舍的问题上非常谨慎。西汉年间，有一位陕西咸阳的名臣叫何并，从县令干到太守，以不畏强权、居官严正而闻名。 　　据《汉书?何并传》说，“（何并）性清廉，妻子不至官舍”。这段文字说明，何并这人很清廉，自己一人住朝廷提供的官舍，不让老婆、孩子入住。 　　数年后，何并病重时，召来丞掾写下遗令：“告诉儿子何恢，我活着长时间以来不讲究吃、穿，死了按理说应该用布帛安葬，但我不接受这样。建一座小坟头，只要能有下棺的空就行了。” 　　当然，不管为官是否清廉，官舍都成为官员配套体系的一部分。完颜绍元讲述：“官舍大约就在秦汉之际逐渐趋向制度化。” 　　“京漂”白居易 　　自秦汉以来，凡州郡府县各级地方政府的主要首长和辅佐官员的生活区域，照例都是圈定在各自的衙署即机关大院以内，俗称“内衙”或“私宅”等，并用屋宇式的宅门和以大堂为中心的办公区域划出界线。 　　根据《温公诗话》记载，北宋鲍当时任河南府法曹，相当于处长一级的官员，也有坐落在衙署内的住宅。河南知府曾在盛夏季节到访，因为是私人生活空间，又值盛夏季节，所以鲍当没戴官帽，而且半赤膊状态，显得很狼狈。 　　国内保存最为完整的一处县衙在河南省内乡县。县衙始建于元大德八年（1304）年，之后反复毁坏又重建。直至光绪年间，知县章炳焘开始重修县衙，七年间，共建起了房舍280间、占地27000平方米。 　　现存内乡县衙在整体布局上严格按照清代地方官署规制，表现了“左文右武、前朝后寝”的传统礼制思想。县衙大堂和二堂是县官断案的地方，二堂后有配房作为官员处理公务的“公署”，而后三堂是县官接待上级官员、商议政事的地方。 　　三堂两侧为县官眷属们居住的地方，其间院墙用透花格扇镶嵌，回廊宽广而悠转。院内树木枝繁叶茂，亭阁时现。 　　当然，并不是所有官员都有资格入住官舍。著名诗人白居易在当时曾任职礼部主客郎中，但他没有资格住官舍。 　　白居易在《卜居》中感叹说：“游宦京都二十春，贫中无处可安贫。长羡蜗牛犹有舍，不如硕鼠解藏身。且求容立锥头地，免似漂流木偶人。” 　　按照官员等级，白居易是正九品，每月工资收入不算很低，但在京城仍买不起房子。他只能在长安东郊长乐里租了四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