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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双眼睛看中国 　　《大汗之国：西方眼中的中国》是新近引入的又一部史景迁著作。它是一本关于观测的书：西方的观测者借观看预期的目的地——中国而发现他们自己，作者则通过对观测者的观测讲出一个又一个美妙的故事（决定故事的不是说故事的声音，却是听故事的耳朵），而我们又从这些故事中照见他人和自己。 　　全书包括48个不同身份、不同国家、不同时代的西方人对中国的观测，涵盖从1253—1985超过700年的时间。在48位观测者的眼睛之外，还得加上史景迁的眼睛，因此，本书也可以叫做“49双眼睛看中国”。 　　观测中国的起点是马可·波罗。这章新意不多，但显示了史景迁的叙事天分，也反驳了钱钟书对他的刻薄评语—“失败的小说家”。马可·波罗之后，是17世纪的5个天主教观测者，其中最著名的是意大利教士利玛窦。他们对中国充满赞词，比如西班牙教士闵明我就称中国是“世界上最高贵的地方，宇宙的中心点，所有阳光得以照射、万物得以存活之处”。他甚至认为中国人的小便都有妙用，可助谷物生长，而欧洲人的尿液只会烧死植物。不过，闵明我也注意到中国人极有山寨天分。“中国人善于模仿”，他写道，“所有欧洲货物，他们只要见过，就可以仿制得惟妙惟肖”，并且以进口货物的名义卖到内地去。同样注意到中国人模仿天分的还有18世纪的英国军舰指挥官乔治·安生。他无情地“讴歌”了中国人“欺诈、造假、揩油水”的本领，罗列了中国人往鸡鸭肚子里填沙以及为猪肉注水的不良行为，并小结说：“中国人最大的特长似乎就是模仿，而所有不入流模仿者的共同点，就是缺乏天分。” 　　安生的读者之一是英使马戛尔尼，后者在1793年访问中国，并因其倒霉遭遇和日记闻名。史景迁特别拈出马戛尔尼对乾隆皇帝的评语：“我见到了‘荣耀的所罗门王’。见他的一幕，使我想起小时候看过的一出同名木偶剧让我觉得那是人类成就与幸福的极致表现。”史景迁忍不住评论说，将伟大的所罗门王与渺小的木偶相提并论，马戛尔尼点出了东西方交会时的荒谬。史景迁认为，马戛尔尼的外交任务，几乎到了脱离现实的地步，而这恰折射出18世纪欧洲对中国所抱持的主流态度。当时出现了“中国风”这一名词，它浸透到了欧洲人的生活和艺术当中。华美感性的中国风味还出现在欧洲诗歌、戏剧以及小说当中。不过它终于第一次碰壁，当17世纪的英国小说家兼政治文宣作家笛福提起他蘸满毒舌口液的笔。笛福借鲁滨逊的口说道：“当我听到大家谈论中国的种种美好时，觉得非常奇怪，人们传述中国的伟大、富饶、光荣、宏伟、贸易，但事实上中国人不过是一堆贱骨头、一群愚民、龌龊的奴隶，臣服于一个只配管理这种民族的政府之下”。这听起来是不是很像鲁迅痛斥中国人“国民劣根性”的调调？ 　　晚笛福几十年的爱尔兰作家戈德史密斯与前者一样反感中国，他做过一个饶富意味的梦：泰晤士河结冰的河面上正在举办时尚展览会。许多马车满载中国家具、饰物及火药，在冰上来来回回，很快就将货品卖个精光。戈氏信心大增，也推个独轮车到冰上贩卖——“中国道德”。可是冰面连一小车“中国道德”都承受不了，立即裂开，独轮车和所有东西沉入水底。 　　这是我读过的对“中国道德”最具幽默感的恶毒戏谑。 　　接下来是启蒙时代，中国再度成为哲人关注的焦点。莱布尼茨对中国充满热情，认为中国哲学与他的自然神学不谋而合。但孟德斯鸠、伏尔泰、赫尔德对中国就没那么钟情了。孟德斯鸠将中国政府称作“家族政府”，认为中国是行使恐怖统治的极权国家。他驳斥那些对中国充满美好想象的人：“有些人希望法治与专制政治同时存在，但是只要有了专制，任何制度都不再能发挥功效。即使已经危机四伏，专制社会也无法控制自己，它只能以更多规范武装自己，使自己变得更恐怖。”伏尔泰则认为，两个因素阻碍了中国的进步：“其一是对历史文物的崇拜，以致所有古老的东西都是好的。其二是他们语言的本质……艰涩困难。”赫尔德更加悲观，他将中国比作一具木乃伊，以丝绸包着，外面画着象形字，由一成不变的幼稚政府管辖。中国人已无药可救，注定要生生世世赖在同一块土地上。在赫尔德眼里，古老中国就像个废墟，站在世界的边陲。只消把中国轻轻一推，它就会滚落无底深渊。 　　即使历经苦难与折磨，中国人仍常保留神秘的微笑。美国作家派克在1930年代、1940年代数次访问中国，他解释说：“中国人知道，自己是无法控制之外力下的牺牲者，因此经常会叽叽咯咯地怪笑。”遭受接连不断的折磨后，这种神秘微笑已经成了唯一的生命反应。无论是马尔罗笔下的革命英雄，布莱希特笔下的革命纪律，或是斯诺笔下的革命情操，一切都显得飘渺虚幻，唯一得以重新厘清一切的，似乎只有举世欢腾、笑看一切了。 　　派克还犀利解析了蒋介石力倡的新生活运动。在他看来，新生活运动的目的，是要让中国人对蒋介石这位父亲型的统治者产生幼儿般的依赖感。在蒋介石治下，人民永远都是小孩，永远都要接受家长训斥，不断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