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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是否“厌讼”的历史考察 　　摘 要 在对于古代争端解决机制的研究中，厌讼似乎成了不言而喻，人人皆知的特征，成了广为认同的一种概括。然而，如果我们放弃用当今理论或术语去剪裁古代社会的做法时，会发现对诉讼的规避完全是文化、制度、经济等社会客观因素造成的，中国古代民众在心理上并不“厌讼”。 　　关键词 厌讼 避讼 原因 法治 　　中图分类号：D9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13）07-100-02 　　一、古人是否厌讼 　　“厌讼”在法律史研究中已经被部分学者按照当今的理论或术语一致地定义为“不喜欢依据国家法律提请国家机关解决自己面临的纠纷。”他们的依据就是传统社会中的国人很少或几乎不去官府解决自己面临的各类纠纷。笔者认为这种解释是欠缺逻辑性的，仅仅因为古代民众很少选择去衙门解决纠纷就一定表明他们有“厌讼”的心理吗？对“厌”和“讼”单独解释后并加以组合的话，可以对“厌讼”这整个词语的含义作许多种不同的界定。对于“厌讼”笔者认为最多也只能这样表述：厌讼就是人们“不愿意或不积极主动”地用诉讼方式来解决争端，而不是现代汉语中的“不喜欢”将自己面临的纠纷依据法律提请官府予以裁决。以下是笔者持这种观点的原因。 　　第一，“厌讼”的说法不具逻辑性。虽然有史料记载，许多可以通过诉讼解决的纠纷，最后都没有通过诉讼途径解决。这是因为在古代社会诉讼并不是唯一的解决纠纷的方式，调解、自力救济可以被采纳。这只能表明个别民众对诉讼的一种规避，而且这种规避也不一定是出自于“厌”的心态，不排除想讼但不能讼、不敢讼的可能。苏力先生也指出：我们谈“厌讼”的证据之一就是少讼，而同时又将少讼的原因归结为“厌讼”，无疑是一种同义反复。 　　第二，如果古代民众真的讨厌诉讼的话，历史上发生的众多民众主动打官司的现象又何以存在呢？请看下面的史料记载： 　　清代《樊山政书》中“批紫阳县民马家骏控词”：“尔以紫阳县民，不远千里来省上控，而所控者无非买卖田地钱财胶葛之事，辄取指控被证九人之多，其健讼拖累已可概见。本应惩责押送，姑宽申。 　　以上这段史料中的“不远千里来省上控”，这段史料根本没有流露出民众对于诉讼排斥、厌恶的态度，而是反映出人民为了解决争端积极去打官司以求取公正裁决的心理。 　　清代浙江萧山《朱氏家谱》告诫族人：“和乡里以息争讼，……如家中有因口角细故及财帛田产至起争端，妄欲涉讼者，家法必先禀明本房房长处理，或处理不明，方于许伊赴祠禀告祖先，公议是非，令其和息。” 　　衙门视“买卖田地钱财胶葛之事”，“口角细故及财帛田产”，还有“户婚田土”为小的争端，认为不应当为些许小事闹上公堂，以至“伤和气”，“花钱”，“丧身亡家”或“始谋不臧”。显然官府对于民事“细故”持“非必要诉讼”的态度。以上记载只能表明为政者的一种意识形态导向——不鼓励诉讼，并不能说明平民百姓是“厌讼”的。 　　第三，诉讼作为人们解决争端、维护自身利益的手段，人们没有理由拒绝它。正如斯宾诺莎说：“人性的一条普遍规律是凡人断为有利的，他必不会等闲视之除非是希望获得更大的好处，或是出于害怕更大的祸患；人也不会忍受祸患，除非是为了避更大的祸患，或获得更大的好处。”人们在寻求解决纠纷的手段时，绝不是简单凭自己的喜恶而是出于利益的权衡来决定是否诉诸诉讼。相比较所争议的标的的经济利益的本身，人们会更多地去考虑诉讼保护了这个利益的同时会不会导致其更大利益的损失。 　　分析至此，片面认定中国古代民众存在厌讼心理——即“不喜欢”依据法律提请官方解决纠纷显然是不合理的。在法治文明程度不高的时代，当事人当然可以理性地选择一种能最大化实现自己利益的争端解决方式。他们完全有理由通过利益权衡而选择“调解”或“私了”。这怎么可以假设成中国真的存在“厌讼”的传统呢？其实，窥视中国古人选择解决纠纷的方式的心理，笔者认为古代中国民众存在“避讼”意识——对到衙门诉讼采取回避的态度。那么中国古代民众不到官衙诉讼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下面笔者对古人的“避讼”行为的原因拟作一些粗浅的分析。 　　二、阻碍古代民众诉讼的因素 　　（一）以儒家伦理道德为主干的中国传统礼文化成为避讼思想形成的重要原因 　　在古代中国，历代统治者力把“和谐”奉为社会中的绝对目标，主张诉讼是对和谐的破坏。地方官员宣传起诉乃是“风欲日薄，人心不古，惟几是私，见利则竞”的结果，诉讼行为在官方语境中成了道德败坏的标志。梁治平先生在《法律的文化解释》一书中指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性格，如不讲权利，没有个人，追求绝对的和谐等，实际上正是这种礼治秩序的基本内容。这也可以说明为什么中国农民在遇到民事冲突和纠纷的时候，更多地在宗族祠堂里解决问题，而疏于法庭、衙门诉讼。礼法文化强调的是和谐，强调维护宗法制度和宗法关系。所以，诉讼成了坏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