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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一种全新的视角去诊断公司内在价值 　　在全球经济日趋一体化时代，中国企业不得不面对一个残酷的现实： 　　“对于那些已经在全球范围内中上游产业拥有产业基础性应用技术标准、具备产出的高倍溢价强势、从他国攫取的暴利可以通过国别间转移成本和定价实现财富的回归、利用超额利润再次巨额投入基础性应用技术研发以升级或更新产业技术标准的跨国产业巨头来说，它们拥有基于产业技术标准的高倍溢价强势，以致利润对于它们来说已是一种天然的特权，只需以高倍溢价为核心，而不必拘泥或过分拘泥于无限制成本压缩而削弱自身的中长期竞争优势。” 　　“然而，中国本土那些缺乏行业基础性应用技术标准、在各自产业链上中游失去定价和溢价强势、缺乏暴利去支撑奢侈的基础性科技创新的公司，只能依偎在别人的技术体系、定价体系、产出体系及其派生的持续创新的商业模式里吸吮残羹冷炙，甚至靠代工以求生存，靠无限度地压低报价和成本、放弃或局部放弃基础性研发使命、耗竭式延长设备资产的自然或涉及寿命，以致坠入无标准、低价格、压成本、薄利润、靠规模、拼速度的生存导向的恶性循环之中。由此形成一种在全球既定产业圈式格局下的典型的依附经济。” 　　这就要求企业重构买方市场下衡量、分析公司财富创造过程与资本市场公司价值实现的微观基础，对公司内在价值给予重新界定。 　　以上是国务院国资委EVA咨询顾问、鲁宾数唯管理咨询（北京）有限公司董事长殷明德在其“公司内在价值理论”中的论述。 　　回顾近些年来，中国公司的管理模式一直以国际主流、经典和先行者为标杆，例如在全面质量管理、即时生产、作业流程再造、全面预算管理、风险内控、公司价值评估、资本市场中的杠杆融资并购、公司治理等。尽管期间不时出现“中国式应用”一类的局部创新与环境适配，但总体上还远未摆脱国外“舶来品”的体系和框架，更未放弃国外模式追随者的角色。 　　殷明德的“公司内在价值理论”，通过一系列独创的方法与核心技术，搭建起一个基于公司内在价值的完整理论框架和应用方法体系。目前，这套理论体系已经在中国一些大型的电信运营公司和航空工业公司内部得到应用。 　　市场需要一种 　　更具包容性的价值理念 　　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日本和欧洲等经济发达国家和地区进入了主要生产资料和消费品的生产过剩、供应饱和或买方市场阶段，其标志是钢铁、汽车甚至农产品等产出都较六七十年代的高峰明显下降并停留在相对较低的水平。伴随着买方市场的形成和持续，以产业横向集中为主要特征的企业并购却高潮迭起，仅在20世纪最后的二三十年间竟一连出现过五至六次大规模的并购浪潮。其中的动因在于，通过横向并购以减少公司间的竞争、节约固定经营成本。 　　但是，以高杠杆融资为主流的企业并购导致资产负债率的危险性爬升，特别是后并购阶段的任务、资产协同性整合在短中期内的效果并不明显，更进一步拖累了公司的盈利和投资回报，从而严重地削弱了公司在资本市场的融资能力，损害了股东利益。于是，以追求股东利益最大化为宗旨的股东价值思潮应运而生，并且一度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广为流行。 　　其中，作为代表性理念、方法的经济利润和经济增加值受到追捧，因为从股东视角衡量的公司价值或股东价值，不仅强调对传统意义上的公司整体利润作营业口径上的修正，并且进而对那些纯粹用于营业的公司报表中的资本同时扣减债务性资本成本与权益性资本成本。 　　然而，源自过剩经济和买方市场的公司经营和发展有着深刻的内在根源和运行逻辑，是不能仅凭对公司股东价值的简单界定和报表层面的衡量，仅凭在资本市场以股东价值为噱头打出的情感牌、立场牌、利益牌而得以持久维系的，因为这种股东价值理念和价值衡量方法缺乏对买方市场环境下卖方之间竞争要素的透彻把握和集成式衡量，特别是对基本或最小价值单元完整价值构成要素中的资产占用缺乏独立的计量手段，这就是公司或股东真实价值在资本交易过程中不能真正实现的原因。 　　伴随着20世纪延续至今的过剩经济或买方市场，公司暴露出利润至上观念与受迫性竞争模式之间日益紧密的因果联系，并由此助长了既有全球化竞争格局下以“创立标准、高额溢价、转移暴利、称霸产业”为标志的跨国产业巨头与体量仅存的本土公司之间的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局面。这就迫使我们去思考一种比利润更具包容性的价值理念。 　　在经营底层发掘价值创造 　　在“公司内在价值理论”的论证过程中，殷明德列举了两个真实的案例。第一个案例是麦肯锡全球研究院1996年的一项“关于生产率的国际研究”：尽管德国劳动力的人均资本占有量比美国高出40%，但是德国人的劳动生产率却低于美国；尽管日本的储蓄率远高于美国，日本人年工作时间比美国更长，但日本人的人均产出却低于美国。 　　殷明德给出的解释是，德国和日本的资本生产率还不到美国的2/3，问题不在于劳动生产率，而在于管理人员使用资本的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