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口“含金量”之别.docVIP

户口“含金量”之别 　　不过一纸户籍，缘何争议万分，改革维艰？ 　　“许多的福利待遇与户籍制度长期挂钩，难以剥离。仅仅户籍制度本身来说，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但是和各种福利待遇捆绑在一起，就很难改了。”公安部副部长黄明说。 　　据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辜胜阻统计，现行户籍管理制度导致了60多种城乡间的不平等福利。 　　户籍制度调节城市规模的功能，也越来越被人诟病。通过市场或税收来解决似乎更为合理和科学。 　　国家发改委一位司长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各部门对户籍改革的方向并没有多少争议，但由于牵涉利益和财权，“改革需要时间”。 　　对决策层和相关部委而言，认清户籍制度症结的成因及现状，是探索改革的前提。 　　“身份限制” 　　2014年7月24日，国务院出台《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下称《意见》），重启新一轮户籍改革帷幕。 　　公安部副部长黄明解读说，改革的目标是到2020年“努力实现1亿左右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并“统一城乡户口登记制度，全面实施居住证制度”。 　　这意味着实施了半个多世纪的城乡二元户籍体系，即将寿终正寝――至少在名义上。 　　中国的户籍管理制度形成久远。肇始于战国、成熟于汉代、完善于唐朝的古代户籍制度，捆绑着地权与赋役。从商代的“登人”到汉代的“编户齐民”，再到宋代的“保甲制”，人口管理制度一直在发展，户籍也有不同的含义。如宋代，土地私有制进一步发展，征收赋税渐以田亩为主，户籍遂按有无土地分为主户、客户，并按土地多少分别户等。 　　至上世纪初，户籍管制一度取消，实行迁徙自由。当前的二元户籍制度形成于解放初这一特殊历史阶段。 　　1958年，时任公安部部长的罗瑞卿在解释《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时说：“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方针，是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基础上，发展工业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因此，“既不能让城市劳动力盲目增加，也不能让农村劳动力盲目外流”。 　　自1953?1957年的4年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连续发布了5个文件，严控农民进城。1957年12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联合发布了《关于制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 　　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教授丁学良分析说，户籍管理制度源于苏联，当时此一制度的英文称谓为“Internal Passport System”，其目的在于“快速工业化”。 　　由于当时特殊的国情，这一举措在当时起到一定作用，但也造成日后问题积重难返。如中共中央党史部教授王海光所言，户籍制度已然成为“制度性障碍”。 　　改革开放后，户籍制度改革开始启动，却长期未见实质性突破。 　　《财经国家周刊》记者据公开资料统计，自1984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农民进入集镇落户问题的通知》到《意见》出台，关于户籍改革的中央及部委文件至少有6部，总体趋势非常明显，即逐步放松户籍管制，保障流动人口权益。 　　同时，一些省市也在逐步探索户籍制度改革。如四川的“城内租房全家落户”、重庆的“统筹城乡户籍改革”、上海和深圳等地的积分落户制度，等等。 　　“蓝印户口”――便是这一改革趋势的过渡产物。 　　1992年8月，公安部颁布《关于实行当地有效城镇居民户口制度的通知》，“蓝印户口”正式出现。 　　作为正式户口与暂住户口之间的户籍形式，蓝印户口因公安部门加盖蓝色印章，以区别正式户口的红色印章而得名。 　　通过蓝印户口，外来人员可基本享受本地城市的保障及福利，获取的主要方式，便是购房。实行蓝印户口政策的主要城市如上海、大连、天津、厦门等，虽房价随之大涨，仍然吸引着大量外来人口尤其是农村人口。 　　虽然直接刺激了人口流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城市发展及城市化进程，但因其“过渡”特性及改革不彻底带来的诸多问题，蓝印户口逐步被取消。 　　蓝印户口退出历史舞台后，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及重庆、成都等地推出涉及农地征收的户改模式，常住外来人口尤其是“农民工”的利益如何保障，成为户籍制度改革中争议最大的问题。 　　张车伟认为，《意见》虽然强调不允许将退出‘三权’（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作为农民进城落户的条件，但在具体政策还没有明确落地前，公众的担忧仍然存在。 　　2010年，中国社科院通过对11万农民进行调查，结果显示长年进城务工群体（生于1960?1970年代）不愿转为非农户口的比例达80%，年轻进城务工群体（生于1980年代）不愿转为非农户口的比例达75%，而若以土地权益作为交换而落户城镇，不愿转为非农户口的比例则高达90%。 　　“种地时是农民，进城务工为政府创造价值时也是农民，然后说城里的事儿跟农民没关，这说不通。”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总结说，“身份限制就是把农村人口‘框’在一个地缘、血缘关系里头。” 　　中国改革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