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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港通：中国资本项目开放探索 　　2014年11月17日，沪港通试点正式启动，中国资本市场就此踏上新征途，此举将强化上海和香港两地资本市场的互联互通，推动内地资本市场的制度建设、投资理念、市场监管和资本流通等各领域的改革与完善，进而改善我国资本市场生态，加速我国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特别地，作为资本项目下的跨境投资，沪港通的推出是我国资本项目开放迈出的重要一步，将为我国资本项目进一步开放积累宝贵经验和奠定坚实基础;同时，我国金融体系当前正处于全面深化改革期，资本项目开放作为其中最敏感、风险最大的改革，如何借力沪港通稳妥推进资本项目开放，也将考验我国当局的智慧。 　　沪港通助力资本项目开放 　　逐步推进我国资本项目开放，是经济全球化和金融全球化的趋势使然，也是我国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内在要求。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扩大金融业对内对外开放，推动资本市场双向开放，有序提高跨境资本和金融交易可兑换程度，加快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2014年4月10日李克强总理在博鳌论坛上强调，“将积极创造条件，建立上海与香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进一步促进中国内地与中国香港资本市场双向开放和健康发展。”随即，两地证券监管当局联合发布公告称，原则批准了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简称为沪港通;习近平主席2014年11月9日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开幕式上则表示，中国致力于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放宽市场准入，扩大服务业包括资本市场的对外开放，扩大内陆沿边开放。 　　基于这样的大背景，沪港通应运而生，沪港通就此撬动了我国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的大局。正如两地监管当局联合公告所称：“沪港通是中国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的重要内容，有利于加强两地资本市场联系，推动资本市场双向开放” 。更为重要的是，沪港通将极大地推动我国资本项目开放的进程。一方面，沪港通拓展了我国资本项目开放的范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直有计划、有步骤地审慎推进资本项目开放。截至2013年底，资本项目开放最为关键的三大类型“跨境直接投资、外国债务与借款、跨境证券投资”中，我国已经基本实现了前两大类的开放。此前，跨境证券投资开放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QDII）、人民币合格境外投资者机制（RQFII）、人民币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RQDII）等渠道都是面向机构投资者。沪港通后，跨境证券投资的开放也有了突破，个人至此可以对外进行证券投资。另一方面，资本项目开放最为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一环，沪港通既可以方便内地投资者直接使用人民币投资香港市场，也可增加境外人民币资金的投资渠道，便利人民币在两地的有序流动，而且无论“沪股通”还是“港股通”，均采用人民币进行结算，从而实现了人民币跨境流动，有利于在资本可控的前提下逐步放开人民币管制，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 　　沪港通对资本项目开放的考验 　　沪港通资金采用“闭环运作”模式，使沪港通可能引发的资本流动、汇率波动等影响被“管道化”，从而实现我国资本项目的有限开放。然而，正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只要有套利机会，就会有资本伺机而动，其所带来的风险也就不可回避。具体看来，资本项目开放视角下，沪港通给我国当局的考验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应对国际资本冲击的考验 　　根据方案安排，试点初期，投资额度实行总量管理，并设置每日额度。沪港通整体规模为5500亿元，沪股通3000亿元，每日额度为130亿元;港股通2500亿元，每日额度为105亿元。这样的投资规模虽然很小，但也足以引发资产价值重估。由于沪港通中资本可以双向流动，当A股和港股的资产估值出现明显分化时，单向流动为主导的趋势将会出现，进而导致资金流出的一方陷入资产价格继续下跌和资金进一步流出的局面。特别地，跨国资本流动的短期化和“虚拟化”特征日趋明显，将弱化沪港通机制的有效性。 　　近年来，在资本逐利性的驱使下，跨国资本流动同实体经济“脱钩”迹象越发明显，其变化大大快于实体经济的变化，有逐渐“虚拟化”的趋势。据IMF统计，2009年以来，国际金融市场几乎每天都有上万亿美元的资本在世界金融市场伺机进行投机，特别是那些寻求短期汇率和利率变动收益的证券投资基金与对冲基金。“虚拟化”的短期资本可用较少的本金控制百倍甚至千倍于己的资金，投向风险高、回报高、周期短的外汇、股票、期货以及金融衍生工具等市场，且其流动不遵循实体经济的逻辑和规律。 　　此外，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直接投资（FDI）、国际证券投资（FPI）、国际其他投资（FOI）的总规模均保持稳步增长 ，但FDI无论在总规模上还是增速上都低于FPI和FOI，同时，三者的增速均明显则高于全球贸易增速。数据显示，1995年至2012年期间，FDI、FPI和FOI总规模增速分别约10%，12%和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