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公共领域”语境下中国村庄公共空间的建构与发展.docVIP

浅析“公共领域”语境下中国村庄公共空间的建构与发展 　　摘要：哈贝马斯提出“公共领域”的概念，试图在公权力与私权利之间构建一个“真空”的领域，让市民的观点在其中自由发酵，最终形成影响国家政治的舆论气候。从哈氏“公共领域”的基本理论出发，通过对河南省安阳市A村的实地调查，从存在形式、村民参与情况、村民自治和闲话的“攻击性”几个角度分析中国村庄公共空间发展的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为了实现中国村庄公共空间的完善发展，必须采取进一步加强民主、发挥“媒介”桥梁作用以及加强硬件设施建设等对策。 　　关键词：哈贝马斯；公共领域；村庄；公共空间 　　德国社会学家尤尔根?哈贝马斯阐释了“公共领域”的概念，试图在国家与社会之间需找一个公共空间，让市民在其中自由发表观点。在当今中国的农村，依旧存在着一些公共场所，村民们在这里聊天、唠家常，亦或是讨论地方奇闻轶事和国家政策，话题可谓是涉及面广。这些简单的非正式的聚会聊天在某种程度上发散了某种观点的影响，甚至“聚焦”为强大的舆论，进而影响到村民的行为或者整个村庄做出相应政策措施。因此，基于这种特殊的影响力，文中笔者暂且把这些农村公共场所定义为“村庄公共空间”，并试图从哈氏“公共领域”的理论出发，需找中国村庄式公共空间形成的基础，发现其发展中存在的不足并对此不足提出完善的对策。 　　一、相关概念溯源 　　（一）哈贝马斯语境下的公共领域 　　“公共领域”的概念是20世纪50年代由德国女思想家汉娜?阿伦特最早提出的。哈贝马斯在20世纪60年代通过论文《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对“公共领域”的概念进行了详细阐释。哈氏所谓公共领域，是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指的是介乎于国家公权力与社会私人领域之间、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地方，是各种公众聚会场所的总称。“公共性是它的本质属性，它和私人领域事相对立的，有些时候，公共领域说到底就是公众舆论领域，它和公共权力机关直接相抗衡。”[1]“这个范围是国家不能触及的私人或民间活动范围，公众在这一领域对公共权威和其他共同关注的问题作出评判。”[2]“它凸显了公民在政治生活中的互动。”[3] 　　（二）中国“村庄式”公共空间 　　“中国自晚清以来、尤其是清末之后，存在着兰金等人所谓‘地方性公共领域’，包括他们已经注意到的城市中非政府控制的公共预算和公共机构、公共活动场所，如仓库、普济堂、育婴堂、敬节堂，以及多功能的地方自治组织，如善堂等。”[4] 新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与村民自治制度的建立，前文所述“地方性公共领域”逐渐演变为现代意义上的“村庄性公共领域”并呈现出新的特点。“它受到国家制度支持并且实现了法律化，政府与自治村庄之间的权力关系也至少朝着非随机性博弈的方向迈进。”[ ][5]就“村庄公共空间”而言，有学者认为它是“具有‘公共领域’的某些精神要素， 又具有自己的特质， 它所要达到的目的是要体现中国农村社会的公共价值和公共精神，反映出当今社会的民主意识和多元的公众自觉精神。”[6] 到后来，社会学家曹海林先生将“村落公共空间”概括为两个层面： “一是乡村社区内人们可以自由进入并进行各种思想交流的公共场所。如中国乡村聚落中的寺庙、戏台、祠堂、集市， 甚至水井附近、小河边、场院、碾盘周围， 人们可以自由地聚集， 交流彼此的感受，传播各消息；二是乡村社区内普遍存在着的一些制度化组织和制度化活动式。如村落内的企业组织、乡村文艺活动、村民集会、红白喜事仪式活动， 人们同样可以在其中进行交流、交往。”[7]可以看出，历史上对中国村庄公共空间的界定经历了变迁与不断发展，但它的本质内涵却没有变，不是管是清末，还是当下的学者，都强调村庄公共空间的形成必须以村民的自治为基础，在村落里特定的公共场所 之中自由地交流观点、交换信息。虽然这种形式没有完全符合哈贝马斯对于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界定，但从其产生的形式和产生的特定影响来看，不乏看到“公共领域”的影子。因此，笔者暂且将这其定义为哈贝马斯“公共领域”语境下中国“村庄式”公共空间。 　　二、中国村庄公共空间发展现状――以河南省安阳市A村为例 　　A村地处中原地带，拥有1000个村民，同时紧邻黄河，土地肥沃，农业较发达。但由于教育条件落后，村民整体素质水平不高，导致乡土社会打下的烙印依旧明显。因此，村庄事务仍较多地停留在村民自己负责的层面。 　　（一）村庄公共空间的存在形式 　　随着农村社会的变迁，村庄公共空间的存在形式也在发生着变化，历史上仓库、普济堂、育婴堂等旧式的公共场所已不复存在，当今农村公共场所则呈现出日益多样化的趋势，如麻将馆、健身点、小商店和田间地头等场所，甚至是某户居民的客厅都会成为小部分村民聚会的场所。与过去相比，可以说当今中国农村社会中公共空间的存在形式日趋多样化。但是笔者发现，最具有影响力的场所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