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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确立交通行政执法的基本原则 　　摘 要：交通行政执法水平的高低，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个国家的行政法治水准。确立交通行政执法基本原则对于指导交通行政执法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确立交通行政执法基本原则时，应体现行政法的基本价值和宪政精神，应向社会效益一方倾斜，应体现行政权力的有限性，应体现以人为本的精神。 　　关键词：交通行政执法；基本原则； 社会效益；权力有限性；以人为本 　　中图分类号：D922.29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29-0241-02 　　交通行政执法是行政执法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各级交通行政机关或者其他有权部门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将交通法律规范中抽象的权利义务转变为交通法律关系中各参与方具体权利义务的过程，亦即交通行政机关或其他有权机构将交通法律规范适用于具体交通法律主体的过程。 　　随着我国交通事业的飞速发展，交通行政执法在行政活动中的作用愈加举足轻重。交通行政执法水平的高低，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个国家的行政法治水准。如何规范交通行政执法，如何解决在交通行政执法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问题，是关系到我国交通事业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也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课题。因此，探讨如何确立交通行政执法基本原则是十分必要的。 　　一、交通行政执法基本原则的确立应当体现行政法的基本价值和宪政精神 　　美国行政法学家施瓦茨指出，行政法是控制国家行政活动的法律部门。它设置行政机构的权力，规范这些权力行使的原则，以及为那些受行政行为侵害者提供法律补救[1]。英国学者韦德认为，对行政法的定义，首先可以概括地说：关于控制政府权力的法律，这是问题的中心[2]。西方学者认为，行政法的重要职能和作用是对行政权力实行法律控制。所以，控权就顺理成章地成为行政法的价值基点和重心。 　　作为行政权重要组成部分的交通行政执法权，属于国家权力，执行这种权力的人本应是社会的“公仆”，如果不加以限制，很容易异化为社会的“主人”。因此，在确立交通行政执法基本原则时必须强调对交通行政法权的控制，以权力制约权力，在执法内容上必须以防止交通行政执法专横，保护公民和其他组织的合法利益不受非法行政行为侵扰。 　　综观西方发达国家行政法基本原则的确立，无不以其本国的宪政原则为基础。我们在探讨交通行政法基本原则时不能忽视行政法与宪法的关联性。交通行政法的基本原则虽然不能完全照搬宪法原则，但包括交通行政执法在内的行政法律制度是在近现代宪政基础上生长起来的，失去了宪法基础，行政法就无法存在。行政法存在的目的也就是为了将宪政精神在行政领域具体化。作为行政法精髓所在的行政法基本原则应当最大可能地反映现代宪政精神。因此，在确立交通行政执法基本原则时，要切实考虑到宪法中所规定的公民和法人的基本权利，不能抛开宪法规范肆意而为。 　　交通行政执法涉及的领域关乎公民切身权利的方方面面，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交通行政执法就是行政执法的缩影。交通行政执法的水平和内容如何，关乎整个行政法的形象，也关乎行政法价值理念和宪政精神在公民心目中的地位。 　　二、交通行政执法基本原则的确立应当体现社会效益 　　所谓行政执法的社会效益，是指行政执法所产生的实际效果与行政执法的理想效果的重合程度。用公式表示即是，行政执法社会效益=行政执法实际效果/行政执法理想效果。 　　要提高交通行政执法效益，就必须尽可能使交通行政执法所产生的实际效果体现和反映行政执法的理想目标。当然，这本身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尤其受交通行政执法主体的价值追求、客观的社会需求以及行政相对人的主观认知等因素的影响。 　　首先，交通行政执法主体的价值追求是衡量执法效益的直接杠杆。交通行政执法行为必然体现了立法者的价值追求。国家的利益与广大社会主体的利益在根本上是一致的，执法的价值追求与社会利益一般是重合的。但这不排除有些执法主体囿于某些局部的利益或者自身的需求，而使行政执法有悖于社会整体的利益和需求，以至产生执法效益与社会效益相背离的现象。这种执法产生的效果越大就越损害社会整体利益，执法效益则越低。有些部门的执法人员不是站在公平公正的立场上来执法，而是考虑到人情和错综复杂的关系，在有些环节搞猫腻。比如在著名的杭州胡斌交通肇事案件[3]的最初通报中，警方对于肇事车辆的速度含糊其词，以至于被愤怒的网民创造出“欺世马（七十码）”的新名词加以讽刺。 　　其次，交通行政执法的社会需求大小影响了执法效益的高低。对社会关系的调整和社会秩序的控制，可以有多种形式和手段。行政执法只是其中的一种，这种手段有其特定的运用范围，只有在该范围内，行政执法才是符合社会目的、满足社会需求的。有些如行业自治、道德规范、社团组织等领域，通过非法律的手段调整可以获得更大的社会效益，如果将行政执法强行介入，那么不仅不能达到其理想的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