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佳人》：边缘情境与风骚精神的融合.docVIP

《佳人》：边缘情境与风骚精神的融合 　　《佳人》这首五言古诗作于杜甫弃去华州司功参军的官职后，客居秦州（今甘肃天水）之际，也就是唐肃宗乾元二年（759）的秋季，此时，安史之乱已持续五年之久。这一年对杜甫来说，是他由政治的中心地带一步步沦落至荒岭边缘的转折点，是这位早年即有“致君尧舜”之政治理想的诗人，迫于无奈作出重大人生抉择的一年，也是他最艰苦的一年，他从此便结束了自己短暂的从政生涯，走上了后期漂泊西南、流寓荆湘的人生道路。也就是说，诗人是在遭遇“边缘情境”的时候，写下此诗的。边缘情境，也译作有限情境、边缘处境。这一概念源自于德国存在主义思想家卡尔?雅斯贝尔斯。由于某种严重的变故，比如亲人死亡、家庭破裂、身患绝症、面临生死关头、精神分裂、犯罪或堕落等，个体与他人、与社会之间的对话关系出现断裂，个人置身于日常的生存秩序之外。遭遇边缘情境的人不得不重新认识自我，观照生活，反思生存的意义。杜甫在秦州的三个多月里，也反思了自己这四十八年来的人生历程，虽说已绝望地离开了曾经梦寐以求的官场，“对当前的政治感到失望，而且在《遣兴》五首里歌咏了一些所谓高蹈的人物，如不入州府的庞德公、避俗的陶潜、‘上疏乞骸骨’的贺知章与布衣终老的孟浩然，但他并没有放弃对祖国与对人民的热烈的关怀”。诚哉斯言，杜甫之走向秦州，实则是走向了人民，诗人对黎民百姓的痛苦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和更深广的同情。他在极度的政治失意处，渴望能过上幸福安宁的生活，这仍是以忧国忧民为前提的美好想望，而非消极避世。见疏被弃的打击，痛则痛矣，然诗人之安贫乐道、坚贞不屈的操守却未曾改变！因此，他在《佳人》中借“佳人”之芳心独抱寄托了自己独立不迁、君子固穷的美德。在写实的基础上融入写意之风骚精神，这才是杜甫《佳人》的可贵处、创新处。 　　所谓风骚精神，指的是一种运用“美人香草”意象，以“男女比君臣”的关系，抒写作者“政治失恋”的苦闷，通过赞美理想女性来凸显作者俊美人格的别有寄托、委婉以讽的精神风调。它既有《诗经》之明朗、质朴，关注人生忧乐的写实传统，又有《楚辞》之想象瑰丽，文辞奇幻，表现手法灵活多样（多比兴寄托），重理想抒发，极富追求精神，饱含热情和痛苦的浪漫情怀。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有机融合，形成了中国古典文学中的“风骚型”诗歌。这是一个很大的诗歌类别，对后世的文学创作亦有深远影响。 　　风骚精神的首创者自然是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屈原，此后魏晋时期的曹植是风骚精神最嫡系的继承者和发扬者，他的《杂诗》（其四）便是此类典型诗作，其诗曰：“南国有佳人，容华若桃李。朝游江北岸，夕宿潇湘?b。时俗薄朱颜，谁为发皓齿？俯仰岁将暮，荣耀难久恃。”曹植长期生活在曹丕的猜忌、排挤之中，遭受的正是人生的“边缘情境”，虽位为藩王，却类似囚徒，其逐臣之苦闷只能以隐讳、委婉的方式表达。因而，屈骚的香草美人、男女君臣便成了他最恰当的写作范式。到了盛唐的李白，这种风骚精神又得到了继承，其《美人出南国》（古风第四十九）就是一首多有讽喻、寄托遥深的诗作。此诗当写于天宝三载（744），诗人被迫离开长安时期，系模仿曹植《杂诗》（其四）之作：“美人出南国，灼灼芙蓉姿。皓齿终不发，芳心空自持。由来紫宫女，共妒青蛾眉。归去潇湘?b，沉吟何足悲。”二者所不同的是，曹植的诗侧重于表达韶光易逝、政治理想落空的美人迟暮之悲，而李白的诗，则是怨与忠的情感交织――怨群小无端诋毁，然而仍不改忠君之志，芳心自持，哪怕终是徒然！实事求是地说，无论曹植，还是李白，他们的这类诗歌都未曾让其笔下的美人走出屈骚模式，仍带有极强的虚拟性，缺乏现实感。诗人只是托言于“美人”以抒其抑郁不展之意，这美人仿佛是生活在寓言故事里的一个模糊的影子，仅仅是诗人人格的影子。及至杜甫《佳人》的出现，诗人对风骚精神则有了极大的发展，丰富了“风骚型”诗歌的内涵。杜甫将叙事与抒情，写实与写意完美地结合在一起，既塑造了一位乱世中贞静自守的美人形象，反映了安史之乱的深重灾难，又寄寓了作者政治上被边缘化，最终被迫弃官漂泊的身世感慨。在这篇作品里，边缘情境与风骚精神获得了高度统一。下面，笔者试结合该诗具体谈谈这一问题。 　　《佳人》一开篇就交待了佳人的姿质与处境：“绝代有佳人，幽居在空谷”。这是本诗的第一个层次。一位冠绝当代的超级美女，何以会幽居在冷僻、空寂的山谷之中呢？这两句的叙述，本身便是一种矛盾、悖逆的句法，既暗示了主人公的悲惨遭遇，又引起了读者对其命运的高度关注。诗中的“空谷”是诗人特意为其设置的生存环境，它应该具有虚实两个层面的意蕴。就实的层面而言，“空谷”意味着佳人遭遇的正是边缘情境，它代表的是生活的凄冷绝望和孤独无依。在这里，佳人与外界几乎是隔绝的，近似一位失联的佳人。就虚的层面而言，“空谷”又是暂时未被丑恶世情污染的一块净土，见不到弥漫的硝烟，是相对安宁的神话般的世界。这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