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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文教学模式的传统内涵与现代范型 　　论及教学模式，美国乔伊斯和韦尔的定义被公认为经典：“教学模式是构成课程和作业、选择教材、提示教师活动的一种范式或计划。”[1] 此处范式或计划均指教学设计而言，与保罗等人将教学模式等同于教学策略不谋而合。[2]国内学者则从结构—程序—方法三个维度界定教学模式的基本内涵。[3]所谓教学模式，即在一定教学理念指导下建构的教学活动基本结构框架、程序系统和策略体系。教学模式的形成，是课程特质的彰显，教师风格的成熟，教学程序的优化，学习路径的优选。而作文教学模式，即作文教学要素、步骤、方法在理论探索和实践活动中逐渐凝集而成的基本类型和操作范式。 　　自孔子“述而不作”“我注六经”开始，至刘勰“宗经”、韩愈“载道”，所谓“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作文教学着力于文化原典精神的诠释——还原。在教学结构要素上，其更注重阅读—作文之间的文化传承关系。而作文教学程式上的探索则始于文体的形式规范，汉灵帝设鸿都门学以教尺牍和文赋，曹丕《典论·论文》和陆机《文赋》指出“奏议宜雅”“铭诔尚实”“诗缘情而绮靡”等文体特征。宋代真德秀《文章真宗》选文分辞命、议论、叙事、诗赋四类，陈骙《文则》确立“文选+知识”体例，倪士毅《作文要诀》将作文拆为冒题—原题—讲题—结题四段，分别从教学体式、教材编写和训练步骤等角度构建了作文教学模式的雏形。清代唐彪《读书作文谱》将作文过程简化为体认—布格—取材—修辞四步，超越了板滞僵化的八股程式。至于作文教学方法，谢枋得《文章轨范》指出：“凡学文，初要胆大，终要心小，由粗入细，由俗入雅，由繁入简，由豪荡入纯粹。”深得作文学习之内在机理，至今仍是作文教学的金科玉律。[4]朱熹提出不作“千人一律文字”，要作“出众文字”，袁宏道高举“独抒性灵，不拘格套”旗帜，都充分肯定了作文训练中的创造性元素。总揽古代作文教学模式，在言志与缘情、宗经与性灵、规范与创新的交替中，构成了道—式—技的完备体系。 　　现代以降，作文教学模式随理念而革新。概言之，主要有以下几方面。一是以学生为本位。《奏定学务纲要》要求新式作文教法“以适合学生之地位为主旨”“勿令学生苦其艰难”。二是以生活为底色。叶圣陶提出“立诚”作文观，强调“写出诚实的话”，这是今天真情作文的理论原型，“在国语教育史上划了一个时代”。三是以结构为基础。梁启超借孟子 “大匠能予人以规矩，不能使人巧”一语，说明文章构造之规矩可学，易培养学生“整理思想”的习惯。四是以趣味为动力。胡适概括出“因为没有趣味”“所以没有成效”的作文教学因果律，认为兴趣才是写作冲动的主因。五是以训练为中心。无论是夏丏尊、刘薰宇追求教、练一体化的《文章作法》，还是陈望道着眼于构造法、体式法、传达法全方位练习的《作文法讲义》，抑或朱自清以朗读促写作的《国文教学》，均符合“文章惟多做始能精熟”的训练宗旨。六是以程序为进境。朱光潜将作文程序划分为疵境—稳境—醇境—化境四种境界，以描述作文不断趋向高尚、纯正、趣味的跃升过程。虽然笔者根据自身写作教学实践建构归纳出的现代作文教学模式的六大特征，终究未能超出结构—程序—方法的总体框架，但显然相比古代作文教学，其侧重于思想性、规范性，平添了较为显著的生活化、趣味化的色彩。 　　以国际视野审视，教学模式之嬗变大致形成了行为主义—认知主义—建构主义的递变历程。行为主义根据“刺激（S）—反应（R）”的心理机制，适度强化知识点以加深学习印象，与之相应的作文教学模式是苏联的观察写生法；认知主义强调新旧信息之间的迁移与联想，与之相应的作文教学模式是德国的故事续集、法国的图文并茂；建构主义主张知识和能力由个体在学习历程中建构，总结出了“问题背景—互动合作—学习生成”的基本范式，与之相应的作文教学模式是美国的校园作文辅导站（布置必读书—指导写作计划—检查作文）、日本和新西兰的“小组学习”等。国外作文教学模式中提倡“作家”（教师）与“思想者”（学生习作者）的理念，对教师的文化素养和学生的独立思考精神，均提出了挑战。其教学过程中所蕴含的主体意识、合作意识和研究意识，也远远超出了中国传统模式的固有格局，尤其是作文教学中对好奇心、独立思维、想象力、个性的培育，有助于开发学生的创造潜力。这只要浏览美国作文题目《你认为今天避免战争的最好办法是什么？》和《当你漂流到一个荒岛上，将怎样生活？》就可以明白，“少年派奇幻漂流”式的作文，在为作文教学增添活力和为学生开拓创造空间方面所产生的积极作用。至少，国外作文教学在培养好奇心和独立思考能力上的优势，对我们建构作文教学模式不无借鉴意义。 　　考察作文教学模式的系统构架，我们不难发现，古代作文教学模式以读—写关系为核心，呈现为阅读—写作〔体式—程式（入格—破格）〕的三个层级。其中“体式”和“格”均由阅读习得，所以读—写之间的互动是主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