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权力链条下异国形象成因初探.docVIP

国家权力链条下异国形象成因初探 　　 在全球化语境中，文学的跨文化交流已成为新常态。在文学接受的过程中，“注视者”在异质文明语境下建构作为集体想象物的异国形象。在这样一种“注视者”与“他者”的关系中，由单方建构的异国形象必然存在偏差甚至是扭曲，即存在将异国形象“妖魔化”的现象。在国家权力链条下，接受国对放送国国家形象的扭曲和不合理虚构，极易形成一种不和谐的文学交流现象。 　　 在论述被“妖魔化”的异国形象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问题之前，有必要对论述主体进行明晰。其一，本文所探讨的“异国形象”是指在跨文化语境下所建构的被“妖魔化”了的“集体想象物”。其二，文中的“权力主体”是具有明显强势和弱势之分的并处于异质文化间的国家。其中占据强势地位的国家作为接受国和注视者，处于弱势地位的国家作为放送国和他者。 　　 本文主要通过对国家权力在异国形象建构机制中作用的论证，进而探寻在国家权力不平衡的现状下，处于“失语”地位的国家的文学传播策略。 　　 一、国家权力与意识形态化 　　 “形象学（imagologie）在比较文学意义上，并非一般性的关于形象的总体研究，而是以国家为单位的他者形象的研究”。由于注视者在文学接受过程中所持态度（狂热、憎恶和亲善）不同，形成以某种态度为主导的欲望投射，并以此建构出不同的异国形象。正因如此，异国形象在文学接受过程中就被涂抹上乌托邦色彩或被意识形态化。曼海姆 认为：“意识形态的功能在于维护和保存现实及现存秩序，而乌托邦在本质上是质疑现存秩序的，具有‘社会颠覆’、建构美好新世界的功能”[1]。由此可见，“意识形态化”是在对本土文化的认同下，对不在场、沉默他者形象的虚构甚至扭曲。下文将从国家权力的特性与特殊时期的文学传播策略两方面探讨异国形象“妖魔化”成因。 　　 国家权力的特性。“作为结果的权力”[2]对异国形象的操纵具有间接性和隐蔽性。“权力”一词是国际关系学和西方政治学的核心概念，目前主要归类在社会科学这一领域。由于权力概念本身具有复杂性等因素，所以在对权力的定义上国际关系学者们仍未得出一致结论。斯蒂芬?卢克斯采用实证主义的方式提出权力的三个维度理论，他指出保有权力的A通过某种方式使得处于弱势的B改变原有兴趣，而向A所意欲追求的结果转变。在这一转变中，无论B是否意识到其中A所运用的权力机制，其处于失语的地位及已发生转变的结果是确定的。在跨文化交流的语境下，处于强势地位的注视者会对处于弱势地位、失语、沉默边缘的他者进行自我欲望的投射，体现在异国形象上便是意识形态化。 　　 特殊时期的文学传播策略。异国形象的建构，并不是爆发式的骤变，而是权力渗透在文学内部的动态建构，具有相对性，是一个历史范畴。鲁迅先生曾著文写到：“‘英、美、法、德’在中国有宣教师，在中国现有或曾有租界，几处有军舰……至于使一般人仅知有‘大英’、‘花旗’‘法兰西’和‘茄门’，而不知世界上还有波兰和捷克”，“波兰、捷克，虽然未曾加入八国联军来打过中国，那文学却在，不过有一些人，并未‘已经闻名’而已”[3]。这番话从侧面印证了在国家权力链条下，接受国对放送国的文学接受是有“门槛设置”的。“文化壁垒”是对经济学上“贸易壁垒”的象征性移植。国家作为暴力组织的合法形态，以保障统治阶级的权力为意志表现自上而下地进行文化接受与放送，从而达到某种意义上文学与政治权力（意识形态）的合谋。“一个事件变得有意义的过程是受到主体间共享的推论和行为实践方式制约的”。质言之，译者（作为媒介的能动主体）的行为总是受到现实的框定，反之亦然。谢天振在论及1966至1976年大陆文革时期文学翻译时，指出在此特殊时期，政治高压――国家权力下，文学翻译沦为国家维护暴力权威的工具，操控着文学翻译的主客体，强压之下文学翻译与国家权力的合谋达至顶峰。窥一豹而见全斑，文学接受与以政治意识形态为表现形式的国家权力有密切关系。 　　 二、文化过滤与误读 　　 在跨文化语境中进行文学传播，无法避免信息损耗和误读，因此文学在经过传播后就会出现信息放送和信息接收的不对称。根据译介主体在译介过程中遵循的原则划分，可分为“文化实用主义者”和“文化纯粹主义者”，这两种不同的主观倾向性会在翻译文本中率先对文本进行文化过滤与误读，对接受国构建异国形象有直接深刻的导向作用。基于此，发生文化过滤和误读就具有了现实可能性，以下将从集体无意识、文学性与文本开放性两个角度展开分析。 　　 1.集体无意识所导致的文化过滤。“人类思想是无休止地产生的，我们使形象更为完整地成为印象时，有些形象消失或者合并了，被加强或被压缩了”。的确，由于人类经验的多元复杂性，文学传播本身也错综复杂，如传播主体的多重身份、文学影响之间的往返运动、文学审美属性的多重蕴藉、文学接受与创新（变异）等。李泽厚的“积淀说”与荣格的“集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