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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实践概念看康德哲学对马克思的影响 　　摘 要：将康德的实践理性与马克思的实践概念进行对比，通过考察发现马克思的实践概念有康德哲学影响的痕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实践观源自对康德的“实践理性”概念的批判和改造。在当代语境下，重新考察康德的实践理性，对我们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实现理论创新，彰显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当代性具有重要的学术旁证意义和实践价值。 　　关键词：康德；马克思；哲学；实践概念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04-0078-02 　　在西方哲学史上，康德是一位绕不过去的伟大哲学家，其哲学思想因其晦涩、体系庞大而让人难以领会。日本哲学家安倍能曾经这样形容：康德哲学是一个蓄水池，以往的传统哲学都流向康德，而以后的现代哲学又从康德哲学流出。从这句话，我们可以看出康德哲学在西方哲学史上的地位和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长期以来，传统观点认为康德哲学属于唯心主义体系，其思想对马克思的影响不大，其实，马克思的实践、主观能动性、自由、社会生产关系和人的价值思想均受康德哲学影响，为了说明“康德是通向马克思的桥梁”[1]7，本文拟从实践概念入手，考察康德哲学对马克思的影响。 　　一、康德的实践理性与马克思的实践观 　　（一）康德实践理性的逻辑起点和理论内涵 　　康德是德国古典哲学的创立者，他提出的关于认识论和形而上学的先验哲学，给当时的哲学思想带来了一场革命，我国现代饮誉海内外的著名哲学家、教育家、翻译家和宗教学家韦卓民先生对康德的评价远远超过了黑格尔。长期以来，学界在讨论马克思理论来源这一问题时，总是将问题的焦点放在黑格尔和费尔巴哈身上，强调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哲学对马克思的影响多于康德哲学。传统哲学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来源有三个：一是德国古典哲学；二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三是法国空想社会主义。德国古典哲学中，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和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唯物主义哲学对马克思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当大家把关注的目光放在了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身上时，忽视了康德哲学对马克思的影响。从方法论来看，马克思哲学受益于黑格尔哲学中的辩证法，但是从本体论的角度来看，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科学的理论体系在一定程度上曾受惠于康德哲学，“康德是通向马克思的桥梁。”为了说明“康德是通向马克思的桥梁”[1]7。这一理论问题，下面我们将考察康德实践理性的逻辑起点和理论内涵。 　　“理性和人是康德哲学的两大主题，对人的关注是康德批判理性和重建理性的目的”[2]40，康德将理性分为两类：一类是理论理性；另一类是实践理性。理论理性以“现象界的感觉经验作为研究对象，关涉到自然必然性”[1]6，实践理性“以本体界的道德行为作为研究对象，关涉到自由”[1]6，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将康德的实践理性称之为道德实践。康德的实践理性是“从原理出发，分解到概念，然后以关照事实”[1]6，那么，康德对实践理性分解的逻辑起点是什么呢？在这里，我们不得不提及康德的“善良意志”，康德正是借助“善良意志”来贯彻执行他的实践理性，所谓“‘善良意志’就是为善而善的意志，它只为‘善’而存在，不为其他目的而存在，它代表的是‘至善’”[3]82。康德实践理性的逻辑起点是以人的善良意志和意志自由为前提，将道德法则与道德自律统摄于实践理性的绝对命令之下。从这个角度来看，绝对命令就善良意志的主人，没有善良意志，康德的理性实践就无法被主体自觉遵守。 　　在考察康德的实践理性的逻辑起点之后，我们还必须了解康德实践理性的理论内涵。那么康德的实践理性是什么呢？康德认为，“它就是‘道德形而上学原理’，即道德律或绝对命令，亦即纯粹理性向人心颁定的先天法则规律或无条件的命令。绝对性即无条件性，即不管在什么具体条件下都‘应当如此’。”[3]82从这段话我们可以理解，康德的理性实践是“人绝对服从自己的绝对命令，这才是真正的自由。”[2]43即“康德认为只有人心中的实践理性所规定的道德法则才具有客观的普遍有效性，才能成为普遍的必然的道德标准。”[4]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康德的道德标准是先验的、唯心主义道德观，并且，西方马克思主义鼻祖卢卡奇一语道破康德道德哲学的本质，即“只是简单地把从自然科学中获得的概念直接运用于社会。”[3]82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康德的实践理性概念过于机械化和直观化，是唯心主义的实践观。 　　（二）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实践观源自对康德的“实践理性”概念的批判和改造 　　首先，康德的实践主体是人的理性，而马克思的实践主体是现实的人。 　　“康德开创了主体论思维和研究方式，建构了西方近代第一个具有典型性和转折意义的实践哲学，康德的实践哲学以自由为核心，将主体性问题研究由认识论提高到主体论的高度，使之由纯粹的认识问题升华为道德实践问题。”[5]实践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