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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鉴赏要有文体意识 　　一 　　中国古典文学历史悠久，文体种类也极为丰富。不同的文体，语言、结构、体式、表达、题材、格调等互不相同。古人也有强烈的文体意识。早在三国时期，曹丕就曾说过：“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典论·论文》）明吴讷《文章辨体序说》也说：“文辞以体制为先。”他们都对文体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古代作家在创作时，会有意识地选择恰当的文体，以更好地表达思想、情感，从而最大限度地实现写作目的。 　　既然如此，在阅读古典文学的时候，读者亦应有鲜明的文体意识。面对诗、词、曲、散文、小说等不同的文体，显然应有不同的接受模式，如此方能更好地接受、解读、阐释作品。反之，若缺乏文体意识，阅读就容易千篇一律，不能真正地贴近对象的本质。若是文体相差较大，这个问题尚不明显；若是文体比较接近，问题就比较突出了。 　　在某种意义上，“写什么”对作家固然重要，而“如何写”就更为重要。我们要关注作品写了什么，更要关注它是如何写的，这才是鉴赏的重点所在。不同的文体，设置了种种不同的规矩，以提醒、约束作家如何表达。这种不同并不仅仅在于外在体式的不同，更多、更重要的是内在的文学精神。不同文体、不同类型的作品，有不同的读法，有不同的评价标准。读者阅读古典文学作品，一个重要目的是培养审美、鉴赏、分析与评价作品的能力。如果缺乏文体意识，显然不利于这些能力的培养。像有着血缘关系的诗、词、曲，由于文体类似，读者在接受中文体意识缺失的问题就更严重。本文针对此，试对文体间的不同展开讨论。 　　二 　　诗、词、曲同属韵文，属于广义上的诗歌，同时又有各自的文体特征。我们有时虽然也会注意到其中的区别，如词有词牌、句式为长短句，形式与诗歌不同，但对文体间真正的不同并不在意，甚至可以说并不明了。无论面对何种文体，鉴赏模式并无本质区别，总是背景、意象、意境、修辞、技法等，根本不涉及对象的特性。如此这般，仿佛诗、词、曲完全是一种文体，那么它们在文学史上何必独立存在？我们读诗、读词与读曲又有何区别？又如何体验不同文体的独特美感？ 　　这种对文体有意无意的忽视，自然会造成鉴赏的不到位。如果独立分析一首作品，诗也好，词也好，曲也好，若是写情，则常说直抒胸臆、托物言志等；若其中有景，则张口即是“情景交融”；若是咏史，借古讽今、深沉的历史感等话语又极为常见。若是论及语言，则无非优美、动人、流畅等。这样的赏析当然不能算错，但过于套路化、表面化。实际上，即使同是写情，诗与词并不一样；同是咏史，同样采用借古讽今，词与曲也不一样。 　　至于诗、词、曲三种文体的差别，形式上固然很明显，而更多的表现在内部，这才是本质的不同，是我们在鉴赏中所应特别注意的。 　　从美学风貌上看，诗体典雅、庄重，而词体委婉、柔媚。明李东琪谓“诗庄词媚，其体元别”（清王又华《古今词论》引），见解极为精辟。这里可将杜甫《羌村三首（其一）》与晏几道《鹧鸪天》相比较。《羌村三首》云：“峥嵘赤云西，日脚下平地。柴门鸟雀噪，归客千里至。妻孥怪我在，惊定还拭泪。世乱遭飘荡，生还偶然遂。邻人满墙头，感叹亦歔欷。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鹧鸪天》云：“彩袖殷勤捧玉钟，当年拚却醉颜红。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底风。从别后，忆相逢，几回魂梦与君同。今宵剩把银釭照，犹恐相逢是梦中。”杜诗写战乱之中的夫妻相逢，风格浑厚沉郁。晏词写自己与早年相识的歌女重逢，风格则婉约娇媚。尤其“今宵剩把银釭照，犹恐相逢是梦中”本是从杜诗“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化出，而二者风格之差别极为明显。与诗词相比，曲体则显得通俗质朴。如关汉卿《沉醉东风》写离情别绪：“咫尺的天南地北，霎时间月缺花飞。手执着饯行杯，眼阁着别离泪。刚道得声保重将息，痛煞煞教人舍不得。好去者，望前程万里。”明白如话，浅近通俗。 　　从风格上看，诗体直白含蓄皆有，词体更重委婉，曲体则追求直率。词如柳永《八声甘州》云：“不忍登高临远，望故乡渺邈，归思难收。叹年来踪迹，何事苦淹留？想佳人、妆楼颙望，误几回、天际识归舟。争知我，倚栏干处，正恁凝愁。”由人到己，又由己到人，婉转动人。即使是豪放之作，笔法也崇尚曲折，忌直露。如辛弃疾《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即深沉蕴藉，非一般粗浅之作能比。曲体则最忌曲笔，反以明快显豁为美。如王磐《朝天子·咏喇叭》云：“喇叭，唢呐，曲儿小，腔儿大。官船来往乱如麻，全仗你抬声价。军听了军愁，民听了民怕。哪里去辨甚么真共假？眼见的吹翻了这家，吹伤了那家，只吹的水尽鹅飞罢！”自然酣畅，可谓直率。 　　从语言上看，诗体语言典雅，从词到曲则显示出口语化的趋势。比如写孤独感，杜甫《登高》云：“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而李清照《声声慢》云：“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三杯两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