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杂性状态下仡佬族文学文化身份的建构.docVIP

混杂性状态下仡佬族文学文化身份的建构 　　 内容摘要：新型城镇化进程给少数民族文化带来了新的机遇与挑战，少数民族文学文化身份呈现“混杂性”特点。本文以当代贵州仡佬族文学作为研究个案，探讨新形势下仡佬族民族文学文化身份的构建问题及其民族文学主体“和而不同”的精神选择。 　　 关键词：和而不同 仡佬族民族文学 文化身份 　　 伴随着新型城镇化进程，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主体逐步突破传统民族文化羁绊，创新地将民族传统文化经久不衰的文化魅力熔铸到中国多样性文化建设中，积极地完成民族文化的当代构建，使得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新主题呈现鲜明的现代性、后现代性色彩。在社会学家鲍曼看来，在一个充满“他者”的个体社会里，宽容“他性”的存在，承认相互间的相异性，在差异中谋求一致，才是个体自由、保障的前提。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家纷纷打破传统思想的束缚，突破对原有民族生活的局限，以人性的反思、人性关怀走向每一个生命个体，对人类生命状态进行真实的剖析，不仅展望本民族的未来，也关切人类的集体命运，这是对狭隘民族文化的拓展。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是民族作家在经历了文化混杂化的痛楚后的无奈选择，其实却可以从此“混杂化”中看到民族作家对民族文化的坚守与选择，以“和而不同”的方式实现在混杂性状态下民族文学文化身份的建构。 　　 传统文化的反思、女性意识的觉醒等主题是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总体走向，这样的思考是在继承民族文化之根与超越民族文化传统羁绊的双向抉择中走出的创新之路，是混杂性状态下民族文学文化身份转换与重构的结果。 　　 对传统文化的反思属于典型的以“自我”与“他者”混杂视域审视传统民族文化范畴。80年代回族作家霍达在《穆斯林葬礼》中以混杂视域揭示了一个穆斯林家族在华夏文化与伊斯兰文化的冲击和融合中独特的心路历程。2005年第1期《当代》刊登了仡佬族当代女作家王华的长篇小说《桥溪庄》，讲述了一个由于水泥厂的污染导致桥溪庄男人死精、女人气胎的乡村苦难寓言。桥溪庄的人们默默承受苦难的人生，没有反思，更没有去抗争以获得自身的合法权益，而是选择在愚昧中自救，或者渴望离开这个可怕的地方。这里似乎模糊了这群人的民族性，但这样的行为选择带有深深的民族历史痕迹。作者在此深刻反省民族曾经的历史，道德主体是民族，仡佬族人在曾经的历史中正是以包容甚至退让以保全着这个苦难的民族，保住自己的生息之地。妻子的背叛、外人的夺妻之恨本是刻骨铭心的痛楚，但在对孩子的极度渴望中陈小路释然了，他对兰香的理解，一方面展示了仡佬族人懦弱的负面精神与性格，另一方面却是族人宽容本性的释放，回归了他们骨子里对生命繁衍的渴望。同样的思考在《傩赐》中也能看到，“一女多夫”荒谬的婚姻现象在远离平原的高山上存在着，那里的太阳是白色的，那里被漫天的白雾包裹着。在此，关于人性、道德等命题，作家的思索是极其痛苦的。高山、贫穷一直是仡佬民族必须面对的生活现实，如斯生存境况所带来的痛苦在族人的心里已经深深扎下根。伦理道德在此似乎失去了审判的力度，因为生存成为第一要务，贫穷面前的道德失去了它的约束力。在强势文化与民族文化的强烈对比中，作为民族文化精英的作家们对文化弱势状态感受颇深，只有回归传统文化并以宽容的态度接纳自己的民族根性，才能构建一个完整统一的文化身份，回归母文化，不得不主动反省母文化并吸收新文化，以所构造的“他者”的眼光来认识自身，完成在“和”之下的自我观照，成为创作主体的主动选择。 　　 对女性的关注是仡佬族当代文学的又一突出特点，同样呈现出民族文学主体“和而不同”的文化身份建构。根据肖瓦尔特对女权主义批评的基本思路：“妇女批评的宗旨是为妇女的文学建构一个女性的框架，发展基于女性体验研究的新模式，而不是改写男性的模式”。以女性自身角度关怀女性的生存状态，摆脱男性角度的束缚，才是女权主义的要旨。当代仡佬族文学中不难看出女权主义的影响，肖勤《暖》、《云上》、《我叫玛丽莲》等作品刻意以女性作为表现对象，用她特有的细腻心理体验在逼仄生活中苦苦挣扎生存的女性的心理，并用“花”去进行比喻，有时甚至直接用花来进行指代，在作品中塑造一个个有意味的符号，表达了她对底层生活女性的人文关怀与悲悯。仡佬族作家除去对女性的关怀外，更将对民族之根的眷恋寄予女性身上。《寻找丹砂》就是寻找民族文化之根，“我”对丹砂先天的依恋，祖母于丹砂的痴迷，堂祖公“存丹砂在心”等，其实是对祖祖辈辈开掘丹砂的仡佬族人的根脉延续。传统仡佬族中女性承担的使命远远重于男性，与男性一样劳作同时承担养儿育女的重担，但是在民族传统观念中女性的地位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与尊重，当代作家在对传统文化反思中深情地关注其生存状况，更关注其精神灵魂状态，追求人类存在的普遍本真性意义，明显接受了外来文化的影响。仡佬族作家并未将对人的精神世界的深度关怀仅停留在对女性的关怀上，而是立足于女性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