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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相关问题 　　沸沸扬扬的李庄案审判早已尘埃落定，然而关于这一案件的讨论却远远没有结束，其对中国法律制度的影响也还没有终止。该案引发我们思考与研讨的问题诸多，其中之一就是侦查人员出庭作证问题。该案一审中侦查人员没有出庭作证，但二审中，重庆市江北区公安分局唐勇等6名警察出庭。对此，有关媒体在报道时说：“开创了重庆刑案公诉的历史”。从理论上说，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制度离我们并不遥远，但在现实中，这一制度的发展却异常缓慢。面对如此困境，我们只有找准问题，才能突破瓶颈，取得预期的进步。 　　一、新刑诉法中侦查人员出庭作证条款解读 　　2012年修改后《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制度，结束了多年来“侦查人员出庭作证有无法律依据”的争论，是我国司法改革的重大进步。关于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具体条款主要有： 　　修改后《刑事诉讼法》第57条规定：“在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行法庭调查的过程中，人民检察院应当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加以证明。现有证据材料不能证明证据收集的合法性的，人民检察院可以提请人民法院通知有关侦查人员或者其他人员出庭说明情况；人民法院可以通知有关侦查人员或者其他人员出庭说明情况。有关侦查人员或者其他人员也可以要求出庭说明情况。经人民法院通知，有关人员应当出庭。”第187条第2款规定：“人民警察就其执行职务时目击的犯罪情况作为证人出庭，适用前款规定。”适用前款规定是指该法第187条第1款规定：“公诉人、当事人或者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对证人证言有异议，且该证人证言对案件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人民法院认为证人有必要出庭作证的，证人应当出庭作证。” 　　从以上规定可以看出，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目的，一是对收集证据的合法性加以证明；二是对所目击的犯罪事实加以证明。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条件，一是证据的合法性受到质疑；二是侦查人员目击的犯罪事实对案件定性有重大影响，并存在争议。此外，法律还明确规定了人民法院对侦查人员出庭作证有最终的决定权。 　　二、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诉讼价值 　　（一）有利于保障人权，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尊重和保障人权虽然是我国《宪法》与《刑事诉讼法》的一项重要原则，但司法实践中，常常出现违背这一原则的现象，如被告人提出受到刑讯逼供并当庭否认侦查机关的笔录，在侦查人员不出庭作证的情况下，辩护方由于得不到同侦查人员当庭质证的机会，往往很难揭露并证实其非法取证行为。如果侦查人员出庭作证，非法取证行为则会在庭审过程中得到暴露。为了避免在庭审中出现比较难堪的局面甚至庭审后被追究法律责任，侦查人员在调查取证中，会尽量采取合法的手段。 　　（二）有利于解决被告人恶意翻供问题 　　长期以来，被告人恶意翻供是困扰我国刑事司法实践的一个普遍问题，但由于我国的立法与司法解释对此都缺乏相关的操作规范，司法人员在庭审当中遇到被告人翻供时难以做出恰当的处理。如有的法官或者置被告人的翻供不理不睬，或者斥责被告人无理狡辩、态度不端正。而公诉人为避免尴尬也往往不愿就此过多地进行纠缠，其结果是被告人翻供问题不了了之。侦查人员作为案件的直接经办人，对取证、采取强制措施等情况掌握全面。当被告人在庭审中恶意翻供时，侦查人员如果能够出庭同他们进行对质，无疑能有效地戳穿谎言，查明事实真相。 　　（三）有利于贯彻落实直接言词原则 　　根据直接言词原则，为了确保程序公正与审判公开，在法庭上提出任何证据材料均应以言词陈述的方式进行，诉讼各方应以口头方式对证据进行调查。因此，提供证言或者证据材料的一方一般应该出庭，当面接受控辩双方的交叉询问，而禁止法庭采用“传闻证据”。当法庭对某一侦查笔录产生怀疑时，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则有利于法庭厘清事实，并对是否采用该证据做出相应的判断。 　　（四）有利于提高诉讼效率与节省司法资源 　　在我国刑事庭审中，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常常辩称侦查人员有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行为而要求排除非法证据，从而使得某些关键证据的效力处于不确定状态。由于公诉人不是证据的直接收集者，对此往往难以予以回应。在这种情况下法庭只能宣布延期审理，等待补充侦查，从而拖延了诉讼时间。但如果侦查人员能出庭作证，就可以直接对辩方的提问作出回应，使得法庭能够及时审理，提高诉讼效率。 　　三、当前我国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制度存在的问题 　　（一）现行法律规定不统一影响了出庭作证的可操作性 　　修改后《刑事诉讼法》第60条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生理上、精神上有缺陷或者年幼，不能辨别是非、不能正确表达的人，不能作为证人。”该规定只是排除了部分由于生理或精神因素不能正确表达的人的证人资格，并没有排除侦查人员的证人资格，但第28条又明确规定曾担任过本案证人的侦查人员应当回避。该条有关侦查人员不能兼任证人的规定，仍然没有扫清侦查人员以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