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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刑罚体系之反思 　　编者按：2012年修正的《刑事诉讼法》在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方面是一次新的突破，借鉴并吸纳了大量实践探索成果，从根本上确立了处理未成年人犯罪“区别对待、重在保护”的原则。然而，我们对事物的认识是一个不断更新的过程，因此对任何法律的修改就不可能完美无缺。即便是特别成功的制定法，经过一定的时间也会出现一些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的问题。针对此，本期专题选取一些代表性的检察院，对在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发现的问题进行总结，提出一些应对措施，以期对司法实践有所裨益。 　　对犯罪的理解，是以一定的社会认知能力为前提的，认识未成年人犯罪则要以了解未成年人的特点为前提。由于未成年人尚处于社会规则的内化和社会价值的形成期，因此，未成年犯罪者的反社会性动机、对犯罪特殊危害性的认知均弱于成年人，其犯罪的主观恶性一般要低于成年人。从预防犯罪的角度考虑，由于未成年人的思想意识尚不成熟，可塑性较大，因而减少其违法犯罪的意识相对容易。正是基于对刑罚作用有限性及未成年人特殊性的认识，目前大多数国家将未成年人犯罪和成年人犯罪区别对待，相比于成年人，淡化了对未成年人犯罪适用刑罚的观念，代之以保护处分和教育处分等非刑罚处理措施，在对未成年人犯罪刑事追诉的目的方面侧重于教育改造。 　　一、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刑罚体系的不足 　　鉴于以上应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刑罚政策和国际趋势，反观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的刑罚体系，主要有以下不足： 　　（一）惩罚性过重 　　1.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规定》以及《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均规定了“以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但是《刑法》中只是简单的规定对未成年人犯罪应当从轻或减轻处罚，缺少适用非刑罚处理方法的刚性规定，因此，针对未成年人犯罪，我国刑法仍是侧重于处罚，而不是优先保护。 　　2.现行《刑法》在刑罚种类以及刑罚具体运用的规定上，对成年人犯罪和未成年人犯罪未作任何实质性的区分，而我国的刑罚结构整体上偏重，因此未成年犯罪人所适用的刑罚结构也属于偏重型。 　　为了比较说明，本文选取德国、巴西、喀麦隆、朝鲜等国的刑法典为分析蓝本，试着从刑法分则中带有死刑条文的数量及其占刑法分则中带有刑罚处罚性条文的比例、带有无期监禁刑条文的数量及其占带有刑罚处罚性条文的比例、规定有3年以上监禁刑条文的数量及其占带有刑罚处罚性条文的比例、规定有选科罚金刑（罚金刑作为主要刑种，并且罚金刑和自由刑等刑种并列，只能选择其中一种适用）条文的数量及其占带有刑罚处罚性条文的比例等角度，去总结所选国家刑罚结构的严厉或轻缓程度。 　　从表中，我们可以看出，我国的刑罚不仅重于经济比我们发达的德国，也重于经济落后我们的喀麦隆；不仅重于那些所谓的民主自由国家（德国、巴西），也重于那些所谓的专制或威权体制国家（朝鲜）。尽管这样的统计方法显得过于简单，不尽严谨，而且仅仅比较立法规范中的刑罚轻重，而没有考虑实践中的刑罚轻重，因而不尽科学，但是通过比较，其结论依然非常清楚，我国的刑罚结构属于重刑结构。 　　未成年人正处于成长期，生活环境的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的优劣。而监禁场所普遍存在的“交叉感染”现象对身心发育尚未成熟的未成年人腐蚀更易、更大，“牢狱生活”使这些曾经受过不良生活环境影响的未成年人继续生活在不良环境中，显然不利于他们的改造和重返社会。正是基于这些考虑，我国于1985年批准的《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第171条规定：“只有在经过审慎考虑以后才可以对少年的人身自由加以限制并应尽可能保持在最低限度；除非判决少年犯有涉及对他人使用暴力的严重行为，或屡犯其他严重罪行，并且不能对其采取其他合适的对策，否则不得剥夺其人身自由。”第181条更明确要求“应使主管当局采取各种措施，使其具有灵活性，从而更大限度地避免监禁。这些措施包括：（1）监管、监护和监督的裁决；（2）缓刑；（3）社区服务的裁决；（4）罚款、补偿和赔偿；（5）中间待遇或其他待遇的裁决；（6）参加集体辅导或类似活动的裁决；（7）有关寄养、生活区或其他教育设施的裁决；（8）其他有关裁决。” 　　我国刑法典规定了五种主刑，只有管制刑属非监禁刑，但在司法实践中，管制刑适用较少，以北京市某区人民法院2011年、2012年审理的未成年人案件为例，无一例未成年人被判处管制。在司法实践中，对未成年人适用最普遍的还是有期徒刑。虽然刑法规定了缓刑这一非监禁刑保障制度，但针对未成年人如何适用缓刑，现有刑法未将未成年人与成年人进行区分，笼统以犯罪情节轻重、有无悔罪表现、有无再犯危险等概之，缺乏针对未成年人身心特点的具体标准，而我国的未成年人人格分析制度以及社区矫正制度发展相当滞后，再加上对未成年犯罪人予以特殊司法保护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