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国有公司经理现状及问题分析.docVIP

我国国有公司经理现状及问题分析 　　2013年12月1日，中纪委网站发布消息：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副总经理戴春宁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接受组织调查。同月20日，中纪委网站发布消息：日前，峨眉电影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副总裁张北川因犯受贿罪、挪用公款罪、私分国有资产罪等被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8年。除了上述二人外，中远集团副总经理徐敏杰、中国铝业副总裁李东光和中海油运前总经理茅士家在此间被查。据《中国新闻周刊》统计，十八大以来，17位副厅级以上国企高管落马，中石油中移动中海运中远洋中铝等无一幸免[1]。从上述国企高管的落马，我们不禁注意到这样一个现象：一面是国企高管的巨额贪腐，一面是其所属企业的大幅亏损，暴露了国企管理者与国企之间的分裂关系：国企深陷泥潭，而管理者却只顾自肥。这一现象只是国企经理对国有企业经营管理的现状之一。要比较全面的实证分析我国国有企业经理制度的运行现状，从国企经理的产生方式到对国企的经营管理行为直至产生的各种问题，都需要一一进行分析。 　　1.国企经理的产生方式――行政任命 　　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2000年提供的有关企业经营者的任职方式的调查报告显示，经理由上级主管部门任命的占48.2%，由董事会任命的占40.2%，竞争与招聘方式上岗的占6.2%，其他方式上任的占5.4%。从企业的所有制形式来看，国有企业经理由上级主管部门任命比例占89.0%。尽管多数的股份制企业经理由董事会任命，但其中国家控股和参股的企业一般是先由各级政府批准以后再由董事会任命[2]。通过对从十八大以来落马的国企高管进行行政级别分析，就会发现落马的高管全部是具有副厅级级别以上的行政官员。在现行的行政队伍管理体制下，国有企业的经理不仅被视为公务员队伍的一员，而且是具有一定级别的行政干部。他们一方面是国家行政队伍中的一员，受所属级别的各级政府的领导；一方面又是国企的经营者，对国企的业务经营负责。除此之外，对国企经理行为的规范上是用和党政干部相同的要求和考核标准，除了工资的加级和福利的增加外对他们最大的奖励就是“加官进爵”。他们手捧俗称是金饭碗的国家饭碗，职位稳定，只要没有根本性错误就可以在一个岗位上呆至退休，收入有保障旱涝保收，退休养老也不用发愁。即使企业经营管理不善、企业效益不好的时候，他们仍旧可以拿一份稳定的工资。甚至国有企业倒闭破产了，国家也会给予特殊照顾保证安排工作。同时，由于国有企业经理“升官晋职”的评判标准不是看谁做出的企业业绩突出和对于国家的贡献大，而是由上级主管部门官员掌握着他们的“仕途升降”。谁能继续呆在经理的宝座上，不是取决于经理的管理经营能力，而更多的是上级对其印象和是否是上级主管的亲信等诸多因素决定的。于是，在国企经理的聘任采取行政命令的方式下，用来监督和约束经理行为的“人事”制度不再有效。 　　2.国企经理权力膨胀――贪污腐败问题 　　现实中，国企“掌门人”贪污腐败已成为这一群体人员落马的惯有模式。我们不能否认许多曾经力挽狂澜拯救国有企业于濒临破产边缘的国企经理做出的贡献，但是，在荣誉与光环下的权倾一世，导致国企经理们逐渐在个人集权的“独立王国”中肆无忌惮，走上权力寻租的腐败不归路。 　　据统计，2003年1月至2007年9月，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调查国有企业案件71507件，涉及企业高管19698件。贵州茅台原总经理乔洪受贿1442万余元，840万余元财产不能说明合法来源……作为国有资产的“大管家”，国企高管频频“失身”，竟成为腐败“重灾区”。轻骑集团腐败窝案、云铜集团腐败窝案、古井集团腐败窝案……近年来，国企高管违法犯罪案动辄窝案串案也是一个显著特征。由一个人的腐败发展为整个管理层甚至集团由上至下的“全员腐败”。古井集团的腐败案就是一个典型，整个高管层被“一网打尽”，上至集团董事长、总裁、副总裁，下至子公司总经理、副总经理甚至基建部门负责人，贯穿企业采购、经销、广告、改制等各个环节。但凡掌握点权力，都成为腐败链条上的一环，并且案件时间跨度长达20年[3]！2013年更是国企高管腐败查处最严厉的一年，十八大的召开只是加速国企腐败高管的倒台而已。 　　贪污、挪用和为特定关系人非法牟利是当前国企经理腐败的最主要手段。在经理个人权力无限膨胀的极端案例中，国有资产成为他们翻云覆雨的资本，私人享乐的“提款机”，他们大都腐化堕落，沉迷声色犬马。国企经理之所以能这样为所欲为，是因为他们都手握重权，却缺少监督约束。国企经理大多具有较高行政级别，本来现代企业制度固有的经营管理层级由于行政级别的干扰而被架空，国企经理实际上就是企业这个小型社会内部的领导人。除了上级行政部门外无人监督也无人敢于监督国企经理的行为，无人约束也无人敢于约束国企经理的权力。 　　3.国企“经理人内部控制”问题 　　国企经理内部人控制问题，早在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