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侦查讯问程序改革实证研究的功能分析 樊崇义 2002年7月——2004年9月，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中心樊崇义教授受联合国开发署资助立项，开展了讯问犯罪嫌疑人律师在场（试验）项目。2005年，在原有的基础上，又进行了建立讯问犯罪嫌疑人律师在场、录音、录像制度（试验）项目。试验中分别选取了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河南省焦作市公安局解放分局、甘肃省白银市公安局白银分局三个分布于不同地理位置和经济条件下的基层公安机关作为试点单位，采用四种方式并存、犯罪嫌疑人资源选择、三个地区同时开展、从多角度进行比较、后续追踪检验等方法进行了实证研究。试验项目取得了成功。该课题项目从立项开始直到试验结束，自始至终受到中央有关部门、有关方面的重视，并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试验项目结束后，该项目的研究成果亦得到了立法机关的肯定，并着手将该研究成果写入法典。实务部门也积极将该项研究成果应用到具体工作中。全国检察系统已于2007年底开始在职务犯罪侦查中实行全程录音、录像制度。侦查讯问程序改革实证研究对推动侦查讯问程序的规范化、正当化做出了突出了贡献，推进了中国刑事诉讼制度的发展和完善的进程。 一、侦查讯问程序改革实证研究的直接功能分析 （一）遏制刑讯逼供，强化对被讯问人的权利保障 在侦查讯问程序中，个人面临着强大的国家机关的追诉，其一些权利的内容已经受到限制或者是暂时性的剥夺，在此情况下，对基本人格尊严和人身权利的保障需求就显得异常迫切和重要。按照正当程序的基本原理，以及相关的国际刑事司法准则，犯罪嫌疑人仍享有以下最低限度的尊重和保障：第一，禁止酷刑以及残忍的、不人道的或侮辱性的待遇；第二，禁止断绝被追诉人与外界的联系；第三，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第四，不得被强迫自证其罪的权利。 以“三项制度”为核心的侦查讯问程序改革首先确认和保障了犯罪嫌疑人在讯问时的律师帮助权，并且外界的适度联系和沟通，更能帮助他们在讯问中做出理性的选择。全程录音、录像的方式虽然并没有增加被讯问人所享有的权利，但是，物化或者是人力的监控手段的引入，则能够更好地保障被讯问者的权利。因此，“三项制度”正式从尊重讯问程序中被讯问人的权利和保障被讯问人的权利为逻辑起点的。 通过近一年在犯罪嫌疑人资源选择基础上实行的四种讯问方式试验无论是在律师在场、录音、录像三种透明的讯问方式下，还是在现行的常规讯问方式下，都没有发生刑讯逼供现象。犯罪嫌疑人反映，在试验中，他们消除了怕挨打的恐惧感，能够以正常心态面对和接受侦查人员的讯问，而侦查人员对他们的讯问态度明显比以前文明。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王振川透露，截至2007年8月，全国有2829个检察院办理职务犯罪案件实行了讯问同步录音录像，对34973件职务犯罪案件实行了讯问同步录音录像。实践表明，凡是讯问全程同步录音录像的案件，没有发现一起违法办案、刑讯逼供现象。 在刑事诉讼中，侦查讯问是侦查权的一个具体表现形式，与一般的权力相比，为了追诉犯罪的需要，这种权力的行使被法律赋予了更多的强制性色彩，因此，也就成为一种更加危险的权力。而且，与其他的诉讼活动不同，刑事侦查讯问活动的不公开性，也使得对侦查讯问权的控制更加困难。放任不是办法，因噎废食地彻底放弃讯问更不是理性的选择。在侦查讯问中，由于被讯问的犯罪嫌疑人诉讼地位的特殊性，由这个权利主体单一地制约和控制侦查讯问权力几乎不可能。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引入其他的因素来强化权利主体的力量，通过其他手段对讯问过程进行监督，以达到控制侦查讯问权的目的。“三项制度”的引入和实施正是在这样初衷支配下的一种选择。律师在场制度的确立和实施，客观上强化了辩护方的权利体系，使犯罪嫌疑人摆脱了孤立无援的境地。在讯问中，权利得以在一定程度上与权力相抗衡。另外，同步录音、录像制度的引入，正是让监督的眼睛时刻关注着讯问的全部过程，记载下讯问的全部言行，从而使得对侦查讯问的监督成为伴随侦查讯问权力运行的常态化机制，真正地将对侦查讯问权的制约和监督进行到底。 （二）抑制恶意翻供，提高刑事诉讼效率 传统侦查讯问方式的封闭性以及一贯密行主义，一方面为侦查讯问中的不规范、甚至是违法诉讼行为提供了一定的条件，同时社会公众也难免对侦查讯问过程及其行为作出种种猜测和意想，对侦查讯问活动的合法性予以质疑、误解，同时也为犯罪嫌疑人事后借此翻供创造了条件。将律师在场、录音、录像制度引入侦查讯问程序，不仅提高了侦查讯问程序公开、透明的程度，同时也使得社会公众在不影响侦查讯问程序进行的情况下，得以了解侦查讯问程序进行的整体状况，以消除对侦查讯问活动的质疑和误解。更为重要的是，通过这一系列扩大参与性、引入物化手段的改革，能够对侦查讯问过程予以充分、有效和合法的保全和固定，并且能够通过重复的手段对这一过程予以再现。这一举措在对侦查讯问人员行为予以有效监督制约的同时，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