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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重大贿赂犯罪适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三个问题 　　新刑事诉讼法规定可对特别重大贿赂犯罪等三类犯罪适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但由于条文规定的模糊及执行中存在较大风险，目前检察机关对该规定普遍存在不敢用、不会用、不愿用的问题，有的甚至干脆弃而不用。从司法实践看，要想依法慎重用好这一制度，充分发挥其打击犯罪、保障诉讼、保障人权的效用，必须明晰以下三个关键问题。 　　一、特别重大贿赂犯罪适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特殊性 　　从法条规定看，特别重大贿赂犯罪适用的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可以说是逮捕的替代性措施，而不应是减少羁押的替代措施。根据《刑事诉讼法》第73条规定，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适用对象严格限定为两大类，一是无固定住处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二是虽有固定住所，但因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特别重大贿赂犯罪，在住处执行可能有碍侦查的犯罪嫌疑人。其中，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所适用的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相较于住所型监视居住、无固定住处型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有三个特殊性：第一，它是一种针对重罪案件而适用的特别强制措施。其适用对象的共同特性是社会危害性大，极有可能被判重刑，且有些犯罪行为人人身危险性很大，符合逮捕必要性的要求，但由于案件侦查需要，对其不予逮捕而适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强制措施。第二，在适用标准和目的上，它以可能妨碍侦查为标准，仅限于侦查阶段，目的往往在于更好地保障侦查活动的顺利进行，因此是一种可以辅助案件侦查的强制措施。第三，它是检察机关根据案件侦查需要主动采取，而不是基于嫌疑人发生了某种法定情形而被动采取的强制措施。所以实践中，我们不能简单地将其与住所型监视居住、无固定住处型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一起，笼统定位为减少羁押的替代措施，来指导办案实践。 　　从立法背景看，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在查处贿赂犯罪方面具有逮捕所不能代替的独立价值。相较于逮捕，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在查处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方面具有一定优势。特别重大贿赂犯罪的涉案人往往是具有一定级别的领导干部，他们熟悉政策法律，具有较强的自我保护意识，有的甚至在作案时就对发案后面临的情况做了精心准备，策划了对抗调查的办法。一有风吹草动，他们便会利用手中权力和掌握的资源，打探消息，设置障碍，串供毁证，干扰办案。对嫌疑人适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可以减少犯罪嫌疑人被控制后的接触面，增强案件侦查的保密性，有利于排除干扰、获取证据、查实犯罪，对于突破窝案、串案的效果尤其明显。另一方面，对嫌疑人适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可以给其留有余地，对其在争取从宽处理的希望上要大于逮捕，有利于促使嫌疑人交代犯罪事实，“挤清油水”。 　　从司法实践看，对特别重大贿赂犯罪适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是顺应当前司法需要的必然选择。实践当中，由于法律赋予检察机关查办案件的职权有限，一些基层检察院在查办贪腐犯罪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纪委双规――纪委将案件移交检察机关――检察机关再按法律规定的程序处理”的办案模式，检察人员提前介入、与纪委联合办案的情况也越来越多。许多职务犯罪案件都是先行采取“双规”、“双指”等纪律措施而得以侦破的，高官立查、大案立查必经“双规”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一些检察机关在办案中对纪委措施的依赖性也越来越强，长此以往必将削弱检察机关查办贪腐犯罪的能力与水平。近年来，随着打击力度的不断加大，贿赂犯罪更趋隐蔽化，口供成为此类犯罪最关键的证据，如何在依法保护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的前提下排除干扰、保守秘密、取得口供、突破案件是查办贿赂类犯罪案件的关键。因此，用法制化、规范化的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来取代纪律措施，不仅有助于增强检察机关查处贿赂犯罪的实力，而且能够促使干警转变侦查实践中的习惯做法，减少对纪委措施的依赖，可以在有效打击犯罪的同时，更好地保障人权。 　　二、指定居所的设定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规定，“指定的居所”应当具备正常的生活、休息条件，应当便于监视、管理、能够保证办案安全，强调指定的居所是生活的场所，保障被监视居住人能够在适宜居住的场所正常生活，确保其享有的待遇不低于被羁押的刑事被追诉人。但是这个“指定的居所”应该设置在哪里？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如何进行日常监督管理？又应该受到哪些规则约束？对于这些问题，法律除了规定“不得在羁押场所、专门的办案场所执行”之外，没有给出其他任何可以操作的规范。而2009年5月和10月，中央政法委和公安部分别下发的《关于加强办案安全防范工作防止涉案人员非正常死亡的规定》，均规定严禁在办公场所、办案场所或者酒店、宾馆、招待所等其他场所执行监视居住措施。这些排除性规定使得指定居所的设置面临更多困惑。 　　实践中，检察机关对指定居所的确定主要有以下几种模式：一是直接选址建立专门的指定居所，并按照检察机关办案工作区的安全标准，安装配备安全保卫、电子监控、医疗急救等设施并实施标准化管理，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