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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难的环境诉讼 　　尽管侵权责任法等相关法律对与环境侵权相关的举证责任分配、诉讼时效等早有规定，但环境诉讼在中国依旧困难重重 　　“很多时候，我都想向谢勇以及其他敢于与污染企业打官司的污染受害者致敬。只有越来越多的污染受害者选择通过司法程序来维权，我国的环境诉讼才能趋于完善。” 　　谢勇的代理律师、中国政法大学污染受害者法律援助中心律师刘金梅告诉记者，作为污染受害者法律援助中心的一名律师，她的另一项工作就是接听来自全国各地的污染受害者们的咨询，为他们提供相应的法律服务。“每天打电话来咨询的受害者很多，然而很多人都把服务热线看作是一种举报方式，他们更多的是希望我们直接去与相关部门接洽，帮他们把问题解决掉。” 　　“他们一方面害怕受到污染企业的报复，一方面不愿意承担动辄四五年的累诉之艰。”谈到我国鲜少有受害者提起环境诉讼的现状，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赵京慰告诉记者，“环境污染诉讼太难了，从搜集证据、起诉到审理，每一个环节都充满艰辛，并且胜诉判决非常少，这些情况往往会让受害者们望而却步。” 　　事实上，尽管侵权责任法等相关法律对与环境侵权相关的举证责任分配、诉讼时效等早有规定，但环境诉讼在中国依旧困难重重。 　　行政诉讼往往是“必经程序” 　　在法庭提起诉讼，常常有一个问题深深困扰着污染受害者们，那就是：如何证明污染企业有污染行为？ 　　3月19日，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依法公开判决了达尔问自然求知社研究员陈立雯起诉广州市环保局信息公开一案，认定广州市环保局逾期答复原告的信息公开申请，同时驳回原告的赔偿请求。 　　“去年六月，为了促进李坑垃圾焚烧厂的公众参与监督工作，广州市政府专门成立了李坑垃圾焚烧厂公众监督委员会。在监督小组成立不久后，李坑垃圾焚烧厂就不断爆出垃圾焚烧不彻底，还有大量塑料袋未烧尽，管道爆裂频发等问题。”陈立雯告诉记者，达尔问自然求知社一直在做因垃圾处理不当引发的污染问题的相关调查，为了解相关信息，他们向广州市环保局申请了广州李坑垃圾焚烧厂环境影响评价报告等相关文件的信息公开。 　　由于广州市环保局始终没有给出满意的答复，陈立雯将其告上法庭。据了解，广州市环保局拒绝公开李坑垃圾焚烧厂环境影响评价报告的理由之一是：他们手中没有环评报告全本。 　　“作为李坑垃圾焚烧项目的直接监管者，在没有环保报告全本的情况下，他们监测数据的参照物是什么？他们如何判断监测数据是否合规？环评报告还有什么意义？”广州市环保局的拒绝理由让陈立雯很难理解。她说，诉讼只是公众推动垃圾焚烧信息公开的无奈之举，需要花费巨大的代价。她希望看到的是环保部门履行应有的责任，主动公开公民申请的信息。 　　“我国法律规定，环境侵权案件中的污染行为和损害后果需要由污染受害者加以证明。但是受害者们只能看到浓密的黑烟，闻到刺鼻的气体，他们不知道这其中究竟有什么污染物，法院也不会仅凭这些表面现象就判定被告企业有污染行为。”赵京慰告诉记者，污染受害者普遍要依靠向环保部门申请信息公开来证明被告企业存在排污行为，但这些信息环保部门往往不会轻易公开。 　　事实上，行政诉讼与环境诉讼之间早已形成了一种“不可说”的是伴生关系。尽管陈立雯提起这一行政诉讼的目的并非为了提起某个环境侵权诉讼，但从她的经历便可窥见污染受害者们在申请环境信息公开时的艰辛。 　　“几乎每一起环境诉讼都要附加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法院判决相关部门公开相关信息。”在刘金梅看来，行政诉讼已然成了环境诉讼的“必经”程序，一个案件至少会持续三到五年，这样“纠结”的诉讼往往会让受害人心力交瘁。 　　庭审就是一场“科学战” 　　实践中，许多原本愿意通过法律手段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受害者往往就是因为受不了这样的诉累而中途放弃。但他们却不知道，拿到监测数据仅仅只是这场维权之战的开端而已，接下来的诉讼会更加艰难。 　　“环保部门是公开了信息，但法律并没有规定他们要公开到什么程度，也没有规定由哪个主体对数据的准确程度负责核查，很多情况下我们拿到的数据都不超标，但企业排放的污水的色度和废气的浓度都很难让人信服这样的数据。”赵京慰告诉记者，我国目前没有对环境污染实行资质管理，尽管许多社会组织也在从事类似的监测，但他们的数据法院往往不会采信。 　　在他看来，环境诉讼的又一困难即在于：即便从环保部门拿到了相应的数据，有时也会派不上用场。“环境污染并不单纯是一个法律问题，它与科技息息相关，很多情况下，环保部门都做无法面面俱到，受害者也很难证明究竟是哪一种污染物致其损害，这种污染物是否是被告企业排放。” 　　“一般而言，污染企业或是以自己是达标排污来辩解；或是以同一污染区内还有其他企业，污染物并非自己排放来辩解，但好在我国法律规定环境侵权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只要企业有排污行为，且这一行为对受害者造成了影响，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