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诉法修改后职务犯罪侦查如何应付辩护权的扩张.doc

刑诉法修改后职务犯罪侦查如何应付辩护权的扩张 　　新刑诉法对辩护权进行了突破性的规定与调整，辩护权得以扩张，这种对职务犯罪侦查工作的影响已逐渐显现。本文试从职务犯罪侦查实务角度，就辩护权，特别是会见权的相关理解与适用，以及职务犯罪侦查部门在司法实践中的应对措施等方面谈一谈个人粗浅的认识。 　　一、新刑诉法关于侦查阶段辩护权的新要求、新规定 　　（一）律师介入侦查时间提前。嫌疑人自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即可委托律师作为辩护人，律师介入刑事诉讼的时间提前至侦查阶段。 　　（二）律师会见权得以全方位保障。侦查期间，除特别重大贿赂等特殊案件外，律师可以同在押人、被监视居住人自由会见，会见时可了解案件有关情况，提供法律咨询，且会见不被监听。 　　（三）律师调查取证权得以扩张。一是赋予律师侦查阶段了解嫌疑人涉案罪名、案件有关情况的权利；二是律师认为侦查部门收集的无罪、罪轻证据未提交的，有权申请检察院、法院调取。 　　二、关于律师会见权衍生问题的理解与适用 　　（一）会见律师身份审查问题 　　新刑诉法并未明文规定由哪个部门负责审查会见律师身份主体，但从新刑诉法第三十七条第二款的立法本意与司法实践来看，对于被羁押于看守所内的，会见律师身份审查工作应由看守所负责；对于被检察机关采取监视居住措施期间，则应由职务犯罪侦查部门负责为宜。 　　（二）会见内容问题 　　从新刑诉法第三十七条第四款将辩护律师在侦查期间会见与审查起诉期间会见所享有的权利进行区分性规定看，侦查期间律师会见时可以了解与案件有关情况，提供法律咨询等，但不能向嫌疑人核实有关证据。 　　（三）会见时间及次数问题 　　司法实践中职务犯罪侦查部门要依法对被羁押的嫌疑人进行首次讯问，因此律师首次会见时间应置于职务犯罪侦查部门在羁押场所首次讯问之后；律师在侦查讯问期间要求会见的，办案人员有权继续讯问，但可以及时告知律师本次讯问已经完成的时间与可能持续的时间，由律师选择是否等待讯问结束后会见。至于会见的次数，如果侦查讯问与律师会见不发生冲突的，会见次数一般不受限制。 　　（四）会见“不被监听”问题 　　基于监所秩序管理与刑事程序保全的目的，有必要对律师会见予以正当化的干预监视。在此可借鉴欧洲人权法院裁判的相关作法，采取“眼可见而耳不得闻”的方式予以干预监视。在具体操作上，可以采取物理隔离（如在律师与嫌疑人之间增设透明玻璃）的方式，防止律师与嫌疑人之间肢体接触或窃窃私语；由驻所检察干警或者职务犯罪侦查人员采取“视频监视而不监听”的方法进行监督，并由中立第三方（如司法行政部门）对会见过程进行录音录像封存。对于出现律师帮助嫌疑人传递纸条、录音等可能存在帮助串供、伪造证据等违法行为的，监视人员应及时制止。 　　三、辩护权扩张给职务犯罪侦查工作带来的新挑战 　　（一）有罪供述的获取难度加大。会见权的变化将增加嫌疑人对律师“救援”的心理依赖，达不到立案要求的供述和零口供的现象将增多。会见时律师的“点拨”可能导致嫌疑人翻供，其对未供述的则可能不再供述或少供。 　　（二）取证难度将剧增。随着律师获取案件信息的渠道增多，实践中将出现律师与职务犯罪侦查部门同步取证的局面，部分不良律师甚至可能唆使证人躲避作证、翻证或者作伪证，导致职务犯罪侦查部门难以获取真实的证人证言。 　　（三）窝、串案将大幅下降。会见中，律师可以从嫌疑人处先行获得涉案线索、信息，由此先行接触涉案人员，或帮助当事人订立攻守同盟，或惊动其他同案人，导致案件保密期大幅缩短，深挖工作难以开展。 　　（四）证据合法性面临严峻挑战。新刑诉法在取证理念、取证方法、程序要求上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律师可能针对案件的程序、证据瑕疵进行辩护，部分案件罪名可能因此多变少、犯罪事实从大变小甚至判决无罪。 　　四、职务犯罪侦查工作的应对措施 　　面对辩护权的扩张，当前职务犯罪侦查部门除了前移侦查重心、重视初查，提高首次讯问能力，加快侦查节奏等常规性工作外，还要采取新的有效措施，化被动为主动，提高自身侦查水平，尽量避免和减少辩护权扩张对职务犯罪侦查工作带来的影响。 　　（一）善用“以事立案”经营案件线索，加快技侦手段的实际运用 　　实践中职务犯罪的案件中由事找人再有人到事的侦查模式，和“确定犯罪嫌疑人之后再立案”、“考核零撤案的要求”，严重影响了职务犯罪侦查人员侦办案件的积极性，严重影响了技侦手段在职务犯罪侦查中的实际效用，因此要以刑诉法“认为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立案标准为依据，善用“以事立案”立案制度，对于具备“以事立案”的，要将立案时间与首次讯问或采取强制措施时间合理分开，充分利用技侦手段，提高获取犯罪信息的准确度，要做好长期经营案件的准备，尽可能以零口供作为首次讯问、采取强制措施的基准。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