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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到同乐 　　拿各种材料给同学做沙发，爱滑板却不想成立滑板社，成立了colorful社交礼仪协会最后发现原来不爱，一根筋扎进非遗青年社团，棒球队里的各种撮合……不管成不成，参加社团，最重要的，是有人与你同乐，是为了提高大学生活的幸福指数。 　　Q：跟我说说你大学时候做过的有意义的事情吧，也许是和学习无关的。 　　王大卫：太多了！有一次，我做了一个沙发，是我自己跑到各种地方捡了很多的木头做的。当时我大二，我不但是学生，也是“辅导员”，我们的辅导员不是你们的这种。我们一共有12个人，对大一的学生进行辅导，基本上，我和他们就像一个家庭一样。我做这个沙发的原因是这样的：大一的学生们都有室友，有时候他们发生冲突不愿意住在自己的屋，就会来找我，可以睡在我做的这张沙发上。这是一张超级大的沙发，我用了很多捡来的奇怪东西做成了它。 　　Q：有没有什么事情，是你在大学时候觉得很没有意思，但是之后想起来觉得还挺有意义的？ 　　王大卫：我觉得上课是一个。很多时候我们在课堂上聊一些话题，比如男女平等，或者一些特敏感的话题，比如那些跟各种和平、平等相关的东西。我们会聊到非常非常细的问题，比如我作为一个男的，和女孩吃饭的时候要买单，这是不是一种歧视行为，或者对对方有偏见什么的？当时我想，这太敏感了，说了也没用。可是现在想想，没错，对这种问题的思考在现在的生活里很重要。 　　美国的大学和中国不一样，我们的课堂以学生讨论为主，老师是其中的一员。他会引导我们：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他们不会给任何答案，只是给你一个讨论的结构。我们经常觉得那些讨论太细节化了，社会就是这样，为什么要抱怨这么小小的不平等？之后我发现很重要的一个事情是，这教会我——所有人的经历是不一样的，他们对同一件事情的解读会差得非常远，这并不是一件坏事，这是个很有用的事情。这些我在上学的时候曾觉得非常烦。 　　Q：那有没什么事上大学的时候觉得挺有用，后来觉得挺没劲的？ 　　王大卫：实习。就是为了简历好看。我在洛杉矶上大学，那边有很多电影公司，所以我去了一个做纪录片的公司实习，基本上就是看了几个剧本，给别人端了一阵子咖啡，感觉没学到什么有用的东西、技能。唯一的好处是通过那个经历，我知道我不想去好莱坞那种地方工作了。 　　Q：你大学有没有参加过什么主流社团？ 　　贺京：基本没，我进大学的时候参加了一个礼仪社，就是那些女生负责升旗啊，各种典礼。我一看，这个社女的多，我就说，我去！我去！ 　　然后我去了就发现，只有三四个男的，剩下的都是女生。我发现那几个男的都是学长，还是学校的官儿，都挺照顾我的，后来还帮我抹平了好多处分。我这个社团真是没参加错，第一天一进去，有几个学姐，哇塞，漂亮啊。可是那个社团每天要早起训练，我每天都睡到11点，只好作罢了…… 　　Q：大学时候有没有做过什么事，当时觉得挺牛的，后来想起来觉得其实挺没劲挺后悔的？ 　　贺京：比较后悔的是当时把院长给打了。我大学那会是个玩滑板的，经常翘课去玩板。我们学校有个气派的主楼，校长办公室悬空在那儿，我们就在那个办公室下边，那儿楼下有好多台阶儿，都是大理石地，特适合玩板。我们跟那儿玩滑板，搞得楼里回声特大，然后院长出来说他快死了，被我们这嗡嗡嗡的声音吵得。然后就命令学校管纪律成天巡逻的那些人，噢，保卫科！让他们逮我们。这帮人到处抓我们，我们满学校跑。不幸的是，一次被他们围了起来，我们四个人就被抓了，院长要没收我的滑板。我说，我滑板一千多，你是给我写个收据还是怎么地，如果你不写就别碰我的板。他过来硬抢我的滑板，然后我就抽了他一巴掌。差点被开除，记了个留校的处分。现在想起来简直挺傻缺的一个事儿。不过后来我和这位院长成了好哥们儿，因为我主动找他承认错误并且和他喝了一顿酒。后来他就对我挺好的。 　　还有就是大学时候我们搞乐队，学校特别倚仗我们搞这个，还能去周边的学校演个出，让我们学校特有面儿。当时学校给我们一间教室让我们当排练室，还挺好的。当时我们不是又玩滑板又玩乐队吗，学校有个轮滑社，那个社长跑来和我们说，团委让我们成立个滑板社什么的，不过要在他们下边。我说，去你的吧！后来他们每次训练我们都故意在一边玩儿，把他们立那儿的小木桩子之类的都给撞一边儿去。现在想想还是挺幼稚的。奉劝同学们可千万别这样啊，太不正经了！ 　　Q：大学时候有没有做过什么事，当时觉得挺牛的，后来想起来觉得其实挺没劲的？ 　　小白：我大一的时候进学校参加各种社团什么的，当时挺主流的，其实我觉得我一直都属于挺主流的人群里边那个处于边缘的人。恩，我曾经一度就觉得，这些东西（社团）都不是自己的。我们只是一代一代的小部件。我想自己办一个自己的协会，然后就轰轰烈烈地办了一个，叫“colorful社交礼仪协会”。噢对，这可不是什么结交男女朋友，是特别正经的“社交”礼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