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长崎唐通事与近代日本对华交涉》.pdfVIP

2015年 3月 浙 江 外 国 语 学 院 学 报 March2015 第 2期 JOURNALOFZHEJIANGINTERNATIONALSrUDIESUNIVERSITY No．2 旧长崎唐通事与近代 日本对华交涉 许海华 (浙江工商大学 日本语言文化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8) 摘 要：明治维新后，日本政府起用了一批旧长崎唐通事。19世纪70—80年代，以郑永 宁、吴硕、颍川重宽等为代表的旧唐通事，作为赴华使团或驻华使领馆 内翻译、外交官、汉语 教师等，以不同形式在 日本近代对华交涉活动中发挥了作用。该历史过程也反映了长崎唐 通事这一翻译职能集团从近世到近代的发展轨迹。 关键词：旧唐通事；明治政府；对华交涉 中图分类号：K2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2074(2015)02—0091—07 一 、 引言 1870年，日本明治政府首次派遣使团赴华，与清朝就建立邦交展开了预备交涉。1871年。中日双 方在天津缔结 《中日修好条规》，标志着近代意义上两国外交关系的正式确立。从此，日本的对华交涉 活动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为了满足处理对华交涉事务的需要，明治政府从旧长崎唐通事中拣 选出多名既有语言技能又富有涉外事务处理经验的人才，将这一支力量投入到当时对华交涉活动的 第一线。 旧长崎唐通事原为 日本江户时代隶属于长崎奉行的一种较为特殊的职能机构人员。他们以 “唐 话”为专业技能，主要从事文书翻译、唐船贸易管理等对外关系事务。明治维新后，部分旧唐通事及通 事家子弟被重新纳入国家的外交机构，承担了对华交涉中的翻译、联络、信息传递、文件处理等诸多事 务。这是中日交流史研究中一个值得关注的课题。 然而在以往的研究中，对近代中日外交史上具体从事交涉事务的人员的关注非常有限。具体到 旧长崎唐通事和近代 日本对华交涉的问题，虽然20世纪80年代 以来梁嘉彬…等人的研究对郑永宁 等旧唐通事出身已有所提及，但这种关注并没有从某一人物延伸到整个旧唐通事群体上。而有关长 崎唐通事的专题研究。又多限于江户时代，对 1868年后的旧唐通事的存在形态缺乏具体分析。 因此，本文将从职员录、履历书、外交文书中相关记录人手，对 1868年后旧长崎唐通事的发展轨 迹进行梳理，并将聚焦 19世纪7O一80年代旧唐通事从事的对华交涉事务，以考察近代中日两国关系 背景下旧唐通事发展变化中最具特征的一面。 二、明治政府对旧唐通事的起用 作为江户时代 日本处理对外关系事务的职能机构之一，长崎唐通事初设于 1603年(庆长八年)①， 经 17世纪40—50年代的职位分化和发展，逐渐形成了以大通事、小通事、稽古通事三级为基本结构 的体制。1867年(庆应三年)，长崎奉行对行政机构进行了改革，废止了江户时代的唐通事制度，改设 收稿 日期：2014-07-16 作者简介：许海华 (1982一)，女，浙rr~h,tA．，浙江工商大学 日本语言文化学院讲师，文学博士。 浙江外国语学院学报 2015生 “长崎奉行支配通事”②，使得旧唐通事能继续在开放 口岸长崎的对外关系事务处理上发挥作用_2]。 明治维新后，1868年5月设立的长崎府为了维持开放 口岸城市的正常运转，起用了大量旧体制下的地 方行政人员。当时有44名旧唐通事和 18名唐通事家子弟被录用为长崎府职员，其中包括：外国管事 衙门下属诸司长 1名、副管事 1名、通译管事 1名、通译副管事2名、上等通译 7名、中等通译 6名、下 等通译 1名、见习通译2名；广运馆下属法语学助教 1名、翻译2名；御船手职下属通译副管事 1名、上 等通译5名、中等通译4名、下等通译4名、见习通译24名 [3]277-279。从人数上来看，如将这62人加上 幕末时期脱离唐通事的3人以及在 1867年改革中因年老、疾病被免职的唐通事人数，则人员总数与 1864--1867年长崎唐通事的人数基本相当④。从职位名称来看，旧唐通事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