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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丧礼的逻辑：一个法人类学的考察 喻 中 一、引言 传统中国的 “礼主刑辅”、“出礼则入刑”意味着：礼是文明秩序的规则化表达，是定 分止争的主导性行为规范，“礼治”则是居于主导地位的治理模式。在现代中国，随着语 境的变迁，传统的礼虽然失去了往昔的主导地位，但是，它的 “历史遗留物”依然存在。流 行于乡村社会中的传统丧礼，就属于礼的“历史遗留物”— 而且是一种活的、有生命的、 有规范意义的“历史遗留物”。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先后见证了多起乡村丧礼。有时作为客人，礼节性到场， 略微致意，浅尝辄止；有时作为主人，从头至尾，深度介入，事无巨细，全程参与。身份的转 换，让我有可能从不同的角度，切近地观察与体验发生在当代中国乡土社会中的丧礼，这 实际上给我提供了一个研究乡村丧礼的契机，同时也促使我思考：能否通过这样一些礼仪 性的丧葬活动，深化我们对于乡村社会关系与社会秩序的理解？费孝通先生的大著 《乡 土中国》，前后凡14节，都没有论及乡土中国的丧礼；其他学者针对当代中国乡村丧礼的 专题性研究，也极为欠缺。然而，丧礼又是乡村社会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既是特定乡村社 区在某一时刻共同关注的一个焦点，也可以作为透视乡土中国社会秩序的一面镜子。因 而，立足于乡村丧礼的法人类学分析、法社会学考察，就有可能在费先生的名著之外，打开 另一扇窗子，让我们看到乡土中国社会关系与秩序状况的另一个侧面。 何谓乡村丧礼？统而言之，就是指乡村社会中由乡村法师主导的传统丧葬仪式，譬如 请法师、做法事、烧纸钱、放鞭炮、焚香烛、看风水、择 日期、买棺材、披麻戴孝、晚上守夜、敲 锣打鼓、挖坑土葬等等。分而言之，乡村丧礼又可以从多个方面加以描述。其一，就场景 而言，乡村丧礼主要发生在广袤的乡村社区，但在众多的集镇与县城，也是一道常见的风 景。因为近年来，随着国家城镇化战略的推行，大量村民已经搬迁到集镇或县城居住了。 四川大学教授。 这些昔 日的村民尽管在城镇里生活，但他们的身份、观念、生活方式、信仰方式、情感方式， 并不可能在数年之内就发生一个根本性的变化— 不可能从昔 日的村民很快就转化成为 学术理论文本中所想象的“市民”。因而，集镇和县城里的很多老人去世，同样会遵循传 统的丧葬习俗。其二，就规则而言，乡村丧礼中的每一项活动，都有具体的 （当然也是地 方性的）程序，譬如焚香一次需三枝，随葬镍币十二枚，下葬必须择 日期，等等。当然，各 地风俗不同，丧礼的具体规则与程序也体现为各具特色的 “地方性知识”，且随时随地都 在增加或删减。不过，无论怎样增删，至少在同一个地方、同一个时期，有些规则还是比较 严格、相对固定的。因为，如果 “法无定法”，没有一定的规则，没有起码的规矩，丧礼是无 法操办的。丧礼之所以成为一种 “礼”，也是因为它的规范性、规则性。其三，就时间与经 济成本而言，据笔者的经验，在当前，一整套丧礼办下来，短则三五天，长则十天半月；所费 经济成本，通常在两三万与五六万之间。当然也有更简略的，但也不乏更铺张的。不过， 无论是简略的丧礼还是铺张的丧礼，都会让操办者劳累不堪。 按照国家的正式规则，这种传统的乡村丧礼的合法性是有疑问的。因为国家近年来 一直在强调 “文明殡葬”，一直在推行 “新式殡葬”，反对土葬，要求乡村社会也要普遍实行 火葬；曾经有一个时期，法师做法事还被视为 “封建迷信”，属于取缔或打击之列。换言 之，当前以土葬和做法事为核心的传统丧礼，虽然没有受到国家法律的绝对禁止，但站在 政府的立场上，至少也是持一种 “不支持”或 “反对”的态度，以至于政府与民间丧礼活动 之间的冲突时有发生，有时还达到了相当尖锐的程度 详（见下文）。为什么政府明确表示 反对，且让操办者费时、费钱、费力的乡村丧礼，会在广大的乡村社会中普遍流行呢？要回 答这个问题，要解释这种现象，就有必要追问乡村丧礼的内在逻辑。 因此，本文的意图，就在于辨析乡村丧礼中的不同角色，揭示各种 “主体”之间的 “权 利义务关系”，探寻乡村丧礼的内在逻辑，以及乡土丧礼与国家推行的新式殡葬政策之间 的冲突。在此基础之上，本文还将进一步阐述传统的乡村丧礼在当代中国乡村社会中的 功能与意义。 二、乡村丧礼中的行动者：临死者、操办者、亲邻长者 要解释乡村丧礼的逻辑，必须首先找到乡村丧礼活动的 “第一推动力”。据我的调查 与观察，这个 “第一推动力”来 自那些临死的人，尤其是那些濒临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