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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款募集公信力状况调查报告调查报告 自5月18日开始，一直持续到7月30日，我们一共联系了90家基金会，其中未做抗震救灾事情的组织38家，其中除了1家之外，我们不再进行下一步联系。因此而剩下63家组织（含1家未做抗震救灾事情的组织）。这63家组织中，全部至少有其访谈、访谈拒绝或网站信息，其中28家有全部信息。具体情形为： **直接拒绝我们访谈的组织有11家，委婉拒绝的组织有19家。但我们记载了他们的一个拒绝的过程，并且收集了其网站信息。 **无论如何也找不到其联系方式的有2家，但有1家我们也整理了其网站。 **正在联系而截止到现在还未成功访谈的有3家（现在也放弃访谈），但我们也收集了其网站信息。 **最终完成全部访谈的组织28家。 其中公募基金会50家，非公募的13家；在民政部组织的基金会评估中[1]，21家未参评，4家为挂靠在其它基金会下面的基金项目，其他39家中，0a—4家；1a—3家；2a—8家；3a—7家；4a—10家；5a—6家。有2家来自于港台，其他来自于中国大陆。这些性质不同、级别不同的组织，就为我们后面的对比提供了基础，我们将看一下他们的差别如何。 由于参与抗震救灾募捐与做事情的基金会并不多，并且由于一些基金会经常会拖上数周的时间不给你明确的答复，所以，最终调查到的组织数量并不是十分的众多。但即使如此也能够来看出其中的规律性结论。整个调查都是在一个由北京师范大学的硕士生与本科生组成的志愿者团队进行的，他们都是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社会公益研究中心的学生或志愿者，固定人员10人。公益研究中心的老师是他们行动的指导老师。 我们首先发现的是，绝大多数组织还没有一个基于自己的公开透明、接受社会监督与社会选择机制的概念。募捐组织不是基于将自己的财务与运作等状况向社会公开而由此承受监督的压力、追求自身的努力，而代之的是另外两种方式：第一，接受政府的监督，也就是传统方式的监督；第二，组织内部的自以为以自觉自愿为基础的自我约束。 但组织之间差异巨大，少数组织的优异运作使得我们看到了乐观的前景。我们正是可以由此为基础而建构起社会监督与社会选择的基础的，从而不再过于依赖政府监督。 在报告中我们会逐渐会看出，社会监督与选择机制与政府机制是非常不同的两种方式。在政府的监督模式下，只要社会中的募捐组织中存在着一批“浑水摸鱼”者，政府就不能在对社会放心，他们不得不接手社会、强力监管；相反，在社会自我监督的模式下，只要社会中存在着一批优良运作的组织，那么不管是否存在着问题组织，都可以认为社会能够通过自身的选择机制而实的优良组织得以选择、成活下来、走向成功，那些缺乏公信力的组织将被淘汰。因而，不需要政府加以全面接手。 这里的值得强调之处在于，运作良好的组织与运作不好的组织与民政部门组织进行的基金会级别评定并不完全吻合；实际上，a级评定的标准本来也不在于这里。于是出现了一个问题：如果没有社会监督机制，那些运作良好的组织与那些运作不规范的组织，就缺少了一套新的标准加以识别。而民政部门目前所展现的评级差异，与运作公信力的差异，之间还有距离。 那些大型的具有官方背景的组织在政府严格监督与财务审计之下，也未必会在善款使用上出什么问题，只是他们最终更多地带有政府的影子，而不是社会本身。这最典型地表现在，一些大型的被认为具有救灾募捐合法性的组织，其在公开透明上存在很多的问题，使得我们还难以从其社会公开平台上就看到其公信力的存在。这还只是其一，接下来的问题是，在我们主动登门寻求这些募捐组织的信息时，一些最主要的公募组织对与社会公众的隔离与冷漠，使我们看到了这种将其“公信力”建立于官方背景上的特殊组织，是如何远离现代公益慈善意义上的社会公信力概念的。 许多募捐组织没有明确地向社会展示公信力的意识与做法，甚至一些最主要的募捐组织也在被动地应对外界社会的监督。他们可以将网站做成展示业绩的平台，但却不是做成展示公信力的平台，业绩与公信力的不同还没有深入进一些公募组织的概念中。 一些大型组织由于拥有“官方”做依靠，他们就缺乏了获取社会公信力的内在动力。我们知道，这次救灾行动中，获得救灾善款的合法募捐资格是很不容易的，但是一些拥有这一资格的组织却不注意自己的社会合法性的建设。虽然政府将公开募捐的资格赋予他们，但是，在社会合法性这一点上，一些小型组织却已经超出了他们。如何取得社会公众的公信，是这些组织的一项重要任务。 由于公开透明程度不够，真正的社会监督机制形成缓慢，外界的社会监督也不是一种现代意义上追要程序上的合理公正，而是试图挖掘出一些有问题之处。最终容易导致社会公众对募捐组织持有一种不健康的怀疑态度。 一批新近出现的具有很高的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