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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不保护就悔之莫及了 ——长三角“中国传统村落”调查报告 作者：上海交通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 《光明日报》（ 2015年02月27日?05版） 在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中，要注意保留村庄原始风貌，慎砍树、不填湖、少拆房，尽可能在原有村庄形态上改善居民生活条件。为做好中国传统村落保护项目实施后的评价工作，上海交通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传统村落文化特征分析与评价研究》课题组联合研制了中国传统村落评价指标体系，并在苏浙沪26个中国传统村落开展大型调研，为建构符合我国传统村落环境资源和人文社会条件的传承保护模式提供了有益探索。 1.快速城镇化是长三角传统村落消失主因 江南传统村落是我国重要的物质文化遗产和农业文化遗产，由于地处长三角城市群的“夹缝”地带，在快速的城镇化进程中，传承保护形势十分严峻。 此次调查，课题组选择了相对稳定和可准确统计的“行政村”作为“分母”，由此获得苏浙沪三省市行政村与江南传统村落的数量对比情况。总体上看，经济越发达和城市化水平越高，传统村落的传承保护就更加困难。与中国其他地区相比，苏浙沪的传统村落与各自的行政村相比，所占比例都偏低，其中上海为3.01‰，浙江为7.14‰，江苏则低至1.54‰，不断加速的城市化进程是传统村落大规模和快速消失的主因之一。横向比对上看，发展模式至关重要。江苏和浙江城市化率、经济增速相当，但两省传统村落数量差别明显，达到13：88。这主要是受发展模式影响。“苏南模式”在促使乡镇企业迅速发展的同时，也使原本数量众多的江南传统村落迅速消失。而乡镇企业发展适度、侧重发展旅游的浙江，传统村落的保护和发展要好得多。 2.文化要素保存越好，传统村落越有魅力 传统村落保护不力，归根结底是缺乏基础理论研究，无法全面和深刻认识传统村落的本质和发展规律，并在此基础上确立科学的评价与认定标准体系。目前使用的《传统村落评价认定指标体系（试行）》，主要问题是“物的指标偏多”而“人的指标很少”。 传统村落主要看三方面文化资源 针对这些突出问题，课题组将“传统村落”界定为：民国以前建村、保留了较长的历史沿革、至今仍为人们提供服务的，以农业文明特有的环境与资源条件为空间基础、以农业生产生活方式及其政治经济社会结构为主体形态、以农耕社会的生活观念、价值态度、民俗风习、文化心理、审美态度等为人文精神的村落聚落形态。同时，课题组研发了“文化资源三分法”的框架及江南传统村落评价认定的要素体系，包括： 物质文化要素体系：以特色建筑为中心，包括植被、古树、名木、小巷、水巷、青石板、白粉墙、后门河埠头、街楼、庭院、圈门、水阁、河房、舟船、平桥、拱桥、桥廊、桥亭等。 社会文化要素体系：以特色社会要素为中心，包括戏台、庙观、美食、手工艺、祠堂、祖坟、匾额、石刻、茶室、小吃、邻里、社交场所、酒肆茶坊等。 人文文化要素体系：以特色人文要素为中心，包括诗词、绘画、戏曲、民歌、野趣、掌故传说、名人、文化记忆、楹联等。 按照“拥有的文化要素越多，传统村落的内涵就越完整，在本质上越接近完美江南传统村落”的基本原则，课题组设计了江南传统村落评估认定指数系统。为测试江南传统村落评估认定框架及指数系统，课题组按相关标准、空间分布，在不同类型的传统村落中精心选取了26个位于长三角地区的传统村落，以现场调研的方式采集第一手的数据信息。 保护开发的观念意识很重要 总体来看，经济发展领先的江苏省，在江南传统村落保护上最落后。这主要表现在申报和入选的数量过少，浙江省的24666个行政村中，入选传统村落目录的为176个，上海市的1661个行政村中，入选的为5个，而拥有16861个行政村的江苏省，入选的仅为16个。除了苏州，江苏其他地方的传统村落保护还比较乏力，商业化问题较为突出。 城市化水平最高的上海，尽管在传统村落数量占比上远高于江苏省，与浙江省接近，但也存在着资金短缺、政策不到位、保护乏力等问题。其为数不多的中国传统村落，不是由于新建而失去原汁原味，就是像马桥镇彭渡村那样正处在自生自灭中。 在江南传统村落保护中，浙江省的各项表现均居首位。浙江传统村落的基础条件并不是最好的，其园林比不过江苏，古村落比不过安徽，在文化积累上也没有大的优势，但浙江赢在了传统村落保护开发的观念和意识上，肯动脑筋，花本钱，村干部和村民的热情和努力，都是江苏和上海不能相比的。同时，浙江在旅游开发方面积累的丰富经验，也为保护与开发的良性互动提供了支持。 通过理论研究和田野调查，并充分运用聚类分析法和主成分分析法，参照开放访谈、参与性和非参与性观察，经综合评价与反复筛选，课题组认为新叶村、河阳村、儒里村、明月湾村、长乐村、冢斜村、宫头村、杨湾村、岩头村、彭渡村，堪称是长三角最具内涵和特色的“江南传统村落”。 3.江南传统村落保护存在的主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