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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水利工程的改建与特征 文中称发卒数十万，费用以百亿计，这次调动民役，耗费资财的数量只有西汉武帝时期对漕运的治理可与之比堪，据《史记平准书》:“其后番系欲省底柱之漕，穿汾、河渠以为溉田，作者数万人;郑当时为渭漕渠回远，凿直渠自长安至华阴，作者数万人。朔方亦穿渠，作者数万人。各历二三期，功未就，费亦各巨万十数。”不过，若就西汉武帝和东汉明帝时期国力对比而言，王景治理黄河花费了东汉中央政权更多的人力和物力资源，也说明了这种规模的水利工程只能以中央政权的力量来实施。另外，还值得注意的是，汴渠所在是河南尹辖境，为东汉京畿地区的核心，汉明帝花大气力治理久已成灾的这条河渠，或许也有加强对京师腹地统治的目的。 事实上，这种大型治理工程，不仅花费巨大，而且因为技术等方面的原因，也未必能够达到预定的效果。据《后汉书邓禹传》:“永平中，理虖沱、石臼河，从都虑至羊肠仓，欲令通漕。太原吏人苦役，连年无成，转运所经三百八十九隘，前后没溺死者不可胜算。”按，都虑，史书无载。石臼河是虖沱河的一条支流，在冀州常山国境内，羊肠仓即汾阳故城，属并州太原郡。仔细揣摩文义，都虑似为这条漕运路线的另一个端点，应该在常山国。沟通这条水路的目的是连接两郡之间漕转，但所经过之处，地形复杂，最终劳而无功。这一问题最终还是以陆路运输的方式来解决。建初三年，章帝听从邓训的建议:“遂罢其役，更用驴辇，岁省费亿万计，全活徒士数千人。”正因为如此，由中央组织修建的水利工程在史籍中的记载并不多见。当然，这也与和帝以后皇权衰微，中央很难集中社会资源，进行大规模的水利建设有关。在东汉后期，甚至一些旧有的水利工程也被毁弃。《水经注》卷二十九《湍水》:“汉孝元之世，南阳太守召信臣以建昭五年断湍水，立穰西石堨。至元始五年，更开三门为六石门，故号六门堨也。溉穰、新野、昆阳三县五千余顷，汉末毁废，遂不修理。”南阳为东汉帝乡，素为东汉统治者所重视，即便如此，曾经在农业灌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的水利工程，东汉末年亦被毁弃。 因此，中央政权对水利工程的关注更多地表现在对水利工程的管理方面。首先，通过诏令等法律形式对水利工程的修建提出要求。《后汉书和帝纪》记载，十年春三月壬戌，诏曰:“堤防沟渠，所以顺助地理，通利壅塞。今废慢懈，不以为负。刺史、二千石其随宜疏导。勿因缘妄发，以为烦扰，将显行其罚。”和帝的这道诏书，就是对地方刺史、郡国守相等地方长吏修理水利工程提出的政策要求:既要注意修葺，又不能劳民伤财，这也反映出修建水利工程的迫切和所耗役费繁多之间的矛盾。在出现水灾以后，中央对地方官吏的惩罚也切实执行着。如黄香在魏郡太守任上，虽然治绩突出，但“后坐水潦事免”。其次，设置专门职官也是重要的一面。除在郡县等地方政权设置专门的主管水利官员如水曹及都水、监渠诸掾外，中央任命的专司其职的职官主要是河堤谒者。东汉的河堤谒者一般由三府掾属兼任，孙星衍辑应劭《汉官仪》:“又旧河堤谒者，世祖改以三府掾属为谒者领之，迁超御史中丞、刺史，或为小郡。”王景因为治理汴河有功，几经擢迁作为谒者，“(永平)十五年，从驾东巡狩，至无盐。帝美其功绩，拜河堤谒者，赐车马缣钱”。能够被选任为谒者，有治水方面的专门经验或许是其中的必然要素。并且，由这两条材料亦反映出河堤谒者为国家所重视，多有超迁或额外赏赐的机会。又《水经注》卷七《济水》:“《汉官仪》曰:旧河堤谒者居之(酸枣)城西，有韩王望气台。”可以看出，他们的治所在其所负责区域，并不在京师。 河堤谒者之所以治于酸枣城，根据《风俗通义山泽》所言:“河堤谒者掌四渎，礼祠与五岳同。”酸枣所在的济水就是古代四渎之一。这段话也揭示出河堤谒者员额很可能为四人。 地方行政官员对水利工程的整治 总体说来，除了对个别大型水利工程进行修建，中央政权对水利工程的关注重心主要体现在政策方面。东汉时期对水利工程的维护和修葺，更多表现为地方官员的个体行为。地方长吏修建水利工程的记载，频见史籍。《水经注》卷二十八《沔水》:“沔水又南得木里水会，楚时于宜城东穿渠，上口去城三里，汉南郡太守王宠又凿之，引蛮水溉田，谓之木里沟。”在南郡太守的任上，王宠以先秦旧有渠道为基础，又作了进一步的修建，形成新的水利工程。作为地方行政的一部分，地方官员对水利工程的修葺行为，遍布于东汉统治区域内。不仅有深耕熟耨的传统农业区。如邓晨在汝南太守任上，为了有效利用旧有的鸿郤陂，“署(许)杨为都水掾，使典其事。杨因高下形势，起塘四百余里，数年乃立”;王梁任“河南尹，穿渠引谷水，以注洛阳城下”。而且在一些边远地区，水利工程的修建也见于记载。如:西北凉州地区，任延为武威太守，“河西旧少雨泽，乃为置水官吏，修理沟渠，皆蒙其利”;在西南巴蜀地区，“广汉文齐为太守，造起陂池，开通溉灌，垦田二千余顷”。此外，在南阳、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