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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破坏制度工程管理论文 一、市场在环境保护方面的失灵（一）生态环境属于公共产品。生态环境作为人类生存栖息之地，在享用上具有不可分割性、非竞争性和受益的非排他性，具有明显的公共物品属性。制度经济学中公地悲剧的例子表明，如果一种资源没有排他性的所有权，就会导致对这种资源的过度使用，由此产生负外部性，即生产者的私人成本低于社会成本。由于农村生态环境的产权无法确定，企业过度排放污染物、农民过度施用农药化肥、过度砍伐与放牧，一些城市垃圾、工业废弃物、建筑废渣等未经任何处理被拉出市区，随意倾倒等现象十分普遍，由此将污染的成本转嫁到社会，带来了生态环境的快速恶化。恶化的生态环境，对当地人的生产生活带来不良影响，也对全球气候、水、土壤带来了巨大的破坏。（二）市场本身对环境的保护几乎无能为力。市场经济的动力是经济利益的最大化。由于生态环境属于公共产品，对每个经济主体来说，是一种最优资源。因为对于他们来说，这种资源的获得不需要任何成本，是可以任意无限索取的。因此，市场经济主体中的企业，作为一个理性的“经济人”，在可以用环境资源作为替代资源时，必然尽可能选择使用环境资源，以减少其生产费用，从而降低成本和价格，使其在市场上更具竞争力，获得更大的收益。市场经济主体中的消费者又总是选择价格最低的同类产品，以同样的货币支出获取更大的效用，而不考虑产品的成本构成。更何况即使他们保护环境，保护环境的收益也无法内部化，由此导致保护环境的激励也十分有限。从而在生产者之间的竞争和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竞争中，环境的破坏成了一种必然的“理性选择”。市场机制在环境问题上的失灵，客观上为政府实施干预提供了机会和理由。因此，面对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我们问责政府，考察政府制度安排是否将环境外部性合理地内部化。二、政府在环境保护方面缺位与越位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得在一定国家制度及其体制框架内进行，有什么样的制度与体制，就会有什么样的生态环境。政府职能的缺位或越位，往往容易在两个“维度”上导致自身的失灵。一个维度是“需要政府干预时的不干预”，另一个维度是“不需要政府干预时的干预”。无论是哪个维度，都集中表现在“政策”和“管理”两个领域之中。值得引起重视的是，政府一旦介入环境管理，又会导致污染者、被污染者与环境保护当局之间的博弈。污染者很有可能以较小的寻租成本获得较大的经济收益，进而把外部成本转嫁给社会或他人。相对于“看得见的手”而言，寻租则是一只“看不见的脚”，如果那只“手”被“脚”踩住，那么政府失灵就会成为现实。（一）政府在环境保护方面的缺位。政府在环境保护方面的缺位主要体现在立法、管理、监督、宣传、财政支出等方面的缺位。最明显的是现行《环境保护法》没有真正体现预防原则，仅限于污染防治的狭义层次，生态保护内容仅对生态和自然资源保护做了8条原则性规定，缺乏具体的规范和有关制度的支撑。由于缺乏配套的法律措施和最基本的原则性规定，面对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环保部门无法可依，缺乏相应的处罚依据和处罚标准。同时，由于缺少对行政管理部门管理者不履行职责制定相应的问责条款，使得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一遇到冲突，往往是环保让位于发展。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明显例证是：1994年国务院专门召开淮河水污染治理会议，1995年颁发了《淮河流域水污染防治暂行条例》，成为迄今为止我国为单一河流水污染治理制定的唯一法规，显示了中央政府治理淮河的决心。但是历经十余年，中央政府投入了近200亿巨额资金，今天的淮河污染并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善。淮河治理要法有法、要钱有钱，中央如此重视，社会如此关心，却面对如此尴尬的局面。其根源之一就是治污责任主体的缺位。同时对于流域沿岸的各地方政府来说，由于缺乏必要的制度保障和监督，地方只顾及自己的行政区域，在经济发展的压力下，在政绩表现的动力下，对下游造成的污染问题通常就被高高挂起。淮河治污实践证明，对于跨地域的流域治理工程，仅仅由地方城市作为责任主体分而治之是不能解决根本问题的。由于缺乏对地方政府流域治污的责任认定和奖惩机制，地方政府领导对治污工作缺乏积极性，常常为了保护地方经济增长而对污染企业过度放任，对城市生活污水处理的责任也一推再推。因此，在环境制度不健全、甚至环境制度缺失的条件下，市场主体为了利润最大化，必然会忽视环境保护，从而影响经济与环境和谐关系的建立。（二）政府在环境保护方面的越位。政府在环境保护方面的越位主要体现在直接干预企业经营，过度保护所属企业，形成“父爱主义”等，这也是为什么这些年来政府一再提出要转变增长方式却始终转不过来。而要提高增长速度又总是回到老的增长模式和传统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上去，主要的难点在于存在着实现这种转移的体制性障碍。正如吴敬琏所说：各级政府仍然掌握着配置土地、资金等重要资源的过大权利，同时行政定价制度造成的土地等自然资源，信贷、劳动力等主要生产要